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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先秦哲学与中国上古神话的关系的研究分析论文
先秦哲学与中国上古神话的关系的研究分析论文
中国学术史至少有两个具有绝大差异的不同传统：自前清起中国本身的学术传统和主要在近150年间舶来的西方学术传统。对于清代的学术演近，近80年前梁启超有一个评价堪称精要:“综观2之学术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此种“以复古为解放”的精神对于我们探寻中国学术源流在先秦时发展继续有着指导性的意义，不但要复先秦之古而对一切传注、孔孟得解放，对于貌似可靠的那些所有被认为更为真实和古老的关于上古中国学术的成见也均得解放，从全新的角度来重现先秦学术源流的真象。在专业人士中间，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讨论大部分都归结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讨论，这种讨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形成了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学术史的第二个传统。那么在这种传统中间，从哲学史的角度我们对先秦哲学思想的理解是否完整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其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路径一“截断众流”的手段蔡元培对此评价说:“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又经过数十年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从现有的中国哲学史中间向上延伸出一部分可被笼统称作“前史”的探讨极其必要，也有可能。
学者们在传统上认为希腊哲学起源于神话。但在近年有学者对其产生了疑问。一位法国学者断言:“神话和哲学之间并非真正有连续性”；神话作为虚构故事的特征逐渐凸显出来，与被当作有效的、有根据的推理的逻各斯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反差。伯奈特（“Burnet)也说:“在神话观念中寻找伊奥尼亚学说的起源是完全错误的”此种来自西方哲学的知识，对于我们考虑中国相应的问题时不是完全没有启发。
在讨论思想史的时候很少有人给予中国上古神话的记载以足够的重视。从神话出发来研究哲学总被忽视。人们不讨论上古神话与先秦哲学的关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中间缺乏如古希腊般清晰而成系统的神话踪迹，现在所有被我们看作“神话”的东西都是学者们自己在近几十年中对上古材料重新考辨和解释的结果，由于这种材料上的困难，人们宁可绕开神话而从别的更容易把握的角度去探讨哲学;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中国理论界的权威地位，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处理思想问题这种“上层建筑”时自有其诉诸一定经济基础的解决办法，局限于这种理论格局之下我们自然无需再去考虑其它探索思想源流的途径;三是因为在学术分科当中讨论神话与讨论哲学被认为处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往往被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来研究，而后者才被认为是哲学工作者所应关注的，因而在哲学界内部讨论神话及相关问题的人相对较少。到今天，来自这几方面的阻力都消失了。在已有的学术资源准备基础上，可以说现在讨论中国上古神话与哲学的关系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神话有一个定义：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个定义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多参考价值一因为我深信神话的存在不是为了去“支配”什么，国内的多数研究者针对神话的定义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我认为另有两个神话的定义颇有参考价值，其一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描述:“神话是语言:要让人知道，神话就必须被说出来”;“它的本质不在于其风格、最初的音乐性和句法，而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其二是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的说法:“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简单来讲，神话的核心是被说出或写下的故事，体现在文本当中。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神话，在最古的中国典籍中间都不会直接看到神话的踪影，现在我们所认定为神话的文本除去来自一些较晚出的如《山海经》?等书，都是现代学者对原本是作为信史而存在的古籍进行考订和还原的结果。中国的神话从很早的时代起就改变了面貌，化装成信史，如果不经过特殊的处理中国神话是不会轻易现出原形的。那些关于三皇五帝的神话在中国古人的眼里都是历史，只是到了这个世纪学者们才对此表示怀疑并出于重新构建中国上古史的考虑而使其显出原貌并从历史中间涤除。之所以在最古的典籍中间看不到神话，是因为真正的中国上古神话都被历史化了，于是如果我们希望研究它们第一步就是做到材料的还原。在此基础上就应该有第二步解释的还原一把神话文本当作神话来看待，破除对事实的迷恋。这种总把已经被认定为神话的文本同某些事实联系起来的思路是需要更新的。神话同事实无关，大禹治水的神话同中国上古时代是否真的发生过洪水或农业社会所需要的水利灌溉工程无关，这就是我所谓的（对神话)解释的还原。
无论处理同中国古代有关的任何问题，研究者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材料问题。据说古史的研究应有三个阶段:信古、疑古、释古⑩，前两个阶段是对历史材料本身的整理，而释古是材料问题已经解决后史学家对其的解释。事实上构造历史的原材料应当被分为两部分，地下遗存的历史的实物和古典籍中间可见的历史记载。特别在考虑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作为前者的史实同作为后者的史料区分开，信古信的是史实，而疑古疑的是史料。就史实而言，殷甚至夏都是实际存在的国家，也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这些以考古发现为证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这却仍并不说明所有有关的流传下来的史料记载也必然是真实的，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讨论上古神话和先秦哲学这两方面所需要的可信史料基本上仍需要以疑古派的考辨为准_?，如果没有疑古派的工作，三皇五帝的神话也不会水落石出。
神话的材料，开始是由从古史研究出发的人类学者在讨论，为了将其从历史当中涤除，后来有了专门考辨神话的学者，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找到可能包含神话的具体材料。与中国上古神话有关的材料从时间上大致可分成三部分：
首先是最古老但最后才被发现的殷代卜辞中所包含的与神有关的材料。不过总的来说卜辞只是一些零碎的记录，其中有神，但没有“话”，在卜辞中间找不到完整的关于这些神的故事，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合乎我们需要的神话。况且从我们的关于哲学源流的兴趣而言，甲骨文中无论怎么说也看不到任何类似后来中国哲学的东西，即使是希望寻找“前哲学’的内容，从如此久远的过去入手可能也是不行的。
其次是被证明可靠的写成于周代的典籍中所包含的神话材料。这类材料虽然不是很多，对于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却都至关重要，比如《尚书》《诗经》或许还有《周易》中“经”的大部分。这些史料当中包含了最多为我们所需要的神话内容，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文本中间，近现代大多数研究者通过还原所取得的神话有一大半都来源于这些典籍，为我们揭露出诗、书中传颂的圣王的面目。再考虑到先秦哲学和其起源，那么这一部分文献和从中提炼出的神话最需要我们去仔细分析，诗、书都和先秦哲学有直接的关系，若想披露哲学的秘密，这些史料是最关键的东西。
最后是战国秦汉左右包含诸子书和其它浮现出的一些可能包含古老成分的神话记载。这些记载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内容直接以神话的形式存在。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如《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一望可知说的都不是“人话”；另一部分就是!〈楚辞》，原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但在研究神话的学者眼里也是一个包含了大量原始神话的文本，但在本文中恰恰不能为我们所直接利用一我们的作文的出发点是先秦哲学及其源流，于是材料取舍的标准是以上述周代典籍为主。
先秦哲学并不是铁板一±夹，在这个大题目下面，我们可以将其一分为二。
首先就是哲学流派。根据流派对哲学家作出判断是哲学史研究中间最基本的方法。哲学流派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或因为共同的观点，或因为共同的方法。先秦哲学家不属于这一派就属于那一派。在古典世界没有无流派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一如果某个哲学家不属于任何现有的一派那么他必定就是一个新流派的开创者。
其次是哲学讨论过程中涉及的具体概念。哲学概念究竟是什么东西属于那种不说还明白，一说却糊涂的问题，想要对它下一个让人人都满意的内涵定义或许也是不可能的，但仅就先秦哲学而言，我们总可以列举出一个包含其讨论过程中所涉及概念的清单:仁、道、义、德、名、性……这个清单会很长，而且还可能因我们对先秦哲学不同的理解而发生局部改变，或随新的理解出现而缩短或增长。
还能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先秦哲学的两个方面全局性的特点：
其一是贯穿整个时代的哲学精神。“哲学精神”是贯穿一个时代所有哲学家和哲学思想当中的一组共同特质，比如关心哪种类型的问题，惯于从什么角度作出解答:比如“天人合一”，比如对社会伦理经验的重视等等。
其二是先秦中国哲学整体上表现出的思维结构或模式、格局。这种思维结构如果将其限制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则可以专指先秦哲学中贯穿的逻辑模式，一种与西方的逻辑学同类的东西；而从广义上讲，则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与叙述的结构同纯粹的逻辑学相区别，而与中国的文学和语言直接关联。无论是先秦中国什么类型的文本，去除当中所陈述的具体内容，仅仅保留语言的结构，则都应或多或少显现出同样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人的思想、语言里面固有的东西，最集中反映在哲学当中一哲学总是一种关于思的事情，是语言最抽象的运用。
具体到哲学起源的问题上，中国上古神话则仅可能同前面原发的方面相关:从神话中或能或不能导出先秦哲学中间具体的哲学流派或哲学概念。
哲学流派的形成关键在于把不同哲学家们吸引到一起的话题的形成，在于他们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至于这些走到一起的哲学家们原来的具体身份并不重要。在哲学家们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时候，哲学概念也就出现了，事实上哲学概念的发生与哲学流派的起源是对一回事不同角度的表达。当先秦诸子面对历史的问题时，所动用的也是来自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概念。
今天，我们面对文明与文化时则总有两种看待它的方式: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在我们面对中国古代的文明与文化时，同样不能避免从这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历史学的方法，我们确认了神话材料的范围一那些关于先公先王的记载。在不涉及具体某一项材料的条件下，现在我们来总体把握一下所有中国上古神话。
任何神话作为由语言和某种独特的故事结构(structure),如果抛弃其中的所有的具体词语与意义，所剩余的就只有其作为纯粹形式的结构。对于许多不同的神话来说，某个神话结构中间所填充的具体内容可能是这一神话中所特有的东西，但其结构本身可能不为某个神话所独有，所有相似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神话之间可能具有的共同结构。此种“结构”便是我们的语言当中组成语句时所利用的句法形式，是与语句中的具体要素无关的纯形式，这种句法形式甚至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同样会有难以预料的共同之处。
从中国上古神话当中不能推出任何哲学流派或哲学概念来，神话对哲学不是逻辑上在先的东西。神话同哲学流派之间的联系很简单也不重要，事实上中国古代最初的哲学家并不是“神话学家”而是“历史学家”2正如范文澜所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史官文化”?—样，任何一个初期的哲学家的私人身份都是和神话完全拉不上任何关系的，作为一种事实此一点几乎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们的共识而根本无需再不厌其烦地进行论证。而神话同哲学概念之间的联系则似乎较为含糊，难免有人错误地认为正是神话为最初的哲学提供了一些概念和相关话题，澄清这一点才是我们本文的目的所在一从纯粹的语言结构中间不能得到作为具体语言内容的概念，在语言的任何形式中结构与内容都是相互分离与独立的，从结构当中不能推出任何内容。
哲学作为语言的一种运用却不是纯粹的形式和抽象的结构。哲学之为哲学不仅仅因为其结构而同样因为其内容，哲学不仅仅应该是抽象的同时也应该是具体的。在很多情况下哲学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其内容而非结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么哲学真的就只是一大堆对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语言游戏了。在中国哲学当中，正是被哲人们把握住的许多作为哲学内容的具体概念如“仁”、“孝”、“道”、“德”等等才赋予了中国哲学独特的意义，这些意义是为西方哲学中所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我有彼无的具体哲学内容才使不同的哲学拥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区分不同类型的哲学的首要标准是其结构的差异，但在领会这种差异的前提之下我们不能忘记不同类型的哲学之所以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说出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声，就是因为它们各种不同的植根于不同生活经验的具体内容。用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说法：哲学同时是具体和抽象的统一。那么作为一种语言运用的神话是作为另一种语言运用的哲学的先决条件吗?
为了理解神话在语言中的地位，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活动，它可以使我们在技术的平面上很好地理解那种我们宁愿称作'最初的’而非'原始的’科学在理论思辨的平面上的情况。”这种活动就是所谓的“修补术”1(这里和下面所说的`“科学”都泛指一切人类可靠的主动的思维与理论，并不专指自然科学（dence)。神话就是一套这样的“修补术’。正像“修补术”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一样，这种活动不能主动去创造任何新东西，只是作为许多创造模式的补充，被动地利用现有的各种成分，按照已有的模式去进行构造。而“修补术”中所运用的各种不同其它创造系统中拿来的“零件”只是一些零碎的不齐全的“算子”，我们拿它们难以满足任何专业目的，“但却可用于同一类型题目中的任何运算”1这也说明了对神话进行象征性解释的任意性，神话从任意的已有的现成系统中取得零碎的内容，再进一步将这些零碎的内容串联在一个结构当中，如果我们未能识破并抛弃神话中的这些外来的零碎内容就不能真正理解神话，也自然不能真正理解神话同其它主动创造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主动的创造系统，如自然科学或哲学利用语言的某种现有结构进一步结合具体内容创造出理论系统，而作为被动的“理智'修补术’”的神话则仅仅运用这些现有结构本身。
列维?斯特劳斯说:“我们已经把科学家和修补匠加以区别，指出他们赋予作为目的和手段的事件和结构以相反的职能，科学家借助结构创造事件(改变着世界)，修补匠则借助事件创造结构(这样粗糙的说明是不精确的……)”?这里对科学家和修补匠的区别是正确的，但却有一个关于作为神话讲述者的修补匠的小小纰漏，事实上修补匠只是借助事件体现结构而非创造结构，神话当中出现的所有类型的结构都是现成存在于语言当中的，其中一些由创造系统提供，而更多的是更为基本的语言现象。神话对哲学而言根本不会是在先的东西，而只能是在后的。如果我们从神话当中看到了任何哲学概念的影子，千万不能把它当作哲学概念的起源处，正是因为已经存在着这些概念—无论其是否已经被表达成为哲学的一神话作为“理智的修补术’”才有可能同时利用它们和一个现成结构去构造一个组合体。同样道理，因为神话只是展示结构而并不创造结构，也不能从它的结构中导出哲学的结构，前者和后者的大部分都直接是语言产物。
对先秦哲学进行细分而得出的哲学思维模式相对反而比较容易理解解它直接同中国的语言和逻辑密切相关，一望可知当属于哲学结构的范畴;而哲学精神则远为模糊，作为一种哲学的特质，它很容易理解成一种与哲学中具体内容有关的东西。比如“天人合一”这个中国哲学的特点就会被误解为仅仅是针对“天”、“人，，这两个中国哲学中特有的具体概念的讨论，事实上这种理解却并不全面。虽然不排除对具体概念的讨论，但从根本上把“天”和“人”联系起来的却仍然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某些独特结构，发现哲学精神，从最终的意义上讲仍然是发现体现这些精神的结构。哲学精神对于整个哲学而言是普遍的，但却只是诸多哲学结构中的一类，它不是全部哲学的普遍结构。
哲学结构作为最高的抽象性，很难直接被我们认识与把握，于是为了接近它我们就需要求助于特殊的方法。神话虽然不能作为哲学的起源，但对于我们理解哲学决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在同样是结构的意义上，神话必然同哲学精神与哲学思维模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开历史文化之外，中国神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文本的零星片段，不但没有长篇巨制，甚至难以见到完整的故事，多数神话以现在眼光来看只能算作故事梗概。零星片段是中国神话的特点，但却不仅仅是神话的特点，而是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普遍特点，这一特点通过语言的运用贯穿在中国所有的文本形式中间，并且必然最集中地反映在中国哲学中间。希望理解上面这种特点，首先需要对中国语言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解因为这种特点直接就是语言本身的特点，一切的可观察到的文本形式都是对普遍语言结构的重复运用。神话的结构作为诸多语言结构的一种，必然反映着语言的某些全局性特点，我们自然也可以据此来从神话结构当中寻求哲学思维的非体系化或其它全局性的结构特征。但此一条由普遍者到普遍者的道路在操作起来却是困难的，这首先要求一种对中国古代语言结构的全面理解解然后才谈得上据此来研究语言的结构特点在神话和哲学中的反映，更进一步，假如我们已经掌握语言的全局性特点，那么不拘神话或其它任何种类的文本就都可以拿来与之相印证并作为接近哲学的中介。因此我们虽然知道在神话结构和哲学思维的模式之间有遥相契合之处，却没有力量去作进一步发掘的工作，这涉及到对中国古代语言与哲学的全面理解。
于是我们探讨神话同哲学关系的唯一可能用武之地就只是关于个别的神话结构同某一种特定的哲学精神之间的关系了，这是一种建立在对神话和哲学结构个别讨论的基础上的考察，最终可以落实到某一篇神话同哲学精神的某一方面，而非泛泛的对普遍者的谈论。如何从一篇特定的神话当中通过结构分析取得哲学精神的某一个别特点，并建立通过神话钩沉哲学精神的分析基质就是我们进一步的目的了。假如我们把对一篇神话结构特征的陈述作为一个句子中的谓语来看待，那么只要将此句子的主语替换为先秦哲学的特质，便同样可以此来对其加以合适的陈述，由神话结构中钩沉先秦哲学的精神所在，其意义即在于此。
我们从神话和哲学出发讨论了两个对完整理解先秦哲学而言不能说没有意义的问题:其一是对神话的理解是否有助于我们探索先秦哲学的起源；其二是能否通过对神话的解释来体现先秦哲学精神的特定方面。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我们最终得出了“此路不通”的否定结论，从作为一种“理智的修补术’”的神话中我们不能得出任何与哲学起源有关的要素，因为神话主要不是作为内容而是结构而存在，它同时也不是语言的主动创造形式，其所能运用的以内容出现的具体项目都是来自其它语言形式中的剩余物。至于后一个问题，我们得出了比较积极的结论，作为结构的神话的确能够成为接近先秦哲学精神中某些特点途径，经过对神话结构的恰当分析和解释，我们就能通过这一中介来掌握原本难以被直接发现的哲学精神。前一个问题大概不会剩下多少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后一个问题还有广阔的天地有待发现，在本文中所达到的目的不过是大辂椎轮而已。在无论哲学还是别的任何种类的研究当中，合适的方法相对取得结果而言是更重要的环节，我们在不断反思中国古代哲学的时候，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并将其贯彻到具体讨论中间是极其必要的一至少在未来的研究当中我们不会轻易丧失立场。
篇2：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论文
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论文
随着工业及城市化的发展，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人们广泛关注，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础。从全球范围看，生态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众多国家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生态安全问题如果同人口、种族等因素相遇，就可能引发暴力冲突，它不但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还可能导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战争，从而影响到地区稳定和国防安全。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最多的国家，由于工业有害物质排放，资源过度开发，农业化肥及除虫药剂大量使用，生活废弃物及垃圾的污染等，使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加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掠夺式开发，使生态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通过对我国生态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醒国人对生态安全问题引起充分重视，积极解决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切实保护我国的生态安全，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一、生态安全的基本含义、构成和特点
（一）生态安全的基本含义
生态安全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一般认为它包括两层基本含义：
一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构成威胁，从而维护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于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撑能力；
二是避免由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并引发暴力冲突，从而防范生态安全环境问题对区域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第二层含义则是外交、军事范畴新概念。
（二）生态安全的构成
生态安全就是生态系统的安全。该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彼此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物质交换而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系统的组成十分复杂，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土地、水、大气和生物。
生态安全主要由土地安全、水资源安全、大气环境安全和生物物种安全等因素构成。这其中任何一个构成因素出了问题，都会影响生态安全并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生态安全的构成示意图如图1所示。
（三）生态安全的主要特点
与影响国家安全的其他因素相比较，生态安全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是整体性。生态环境是自然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达到相互平衡的系统。对局部地区环境一个因素的破坏或不合理利用，就会影响到这一地区整个环境的稳定度和环境质量的变化。
二是长期性。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人类一旦对生态环境施加某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作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当前条件下，这种影响以负面影响为主。
三是不可逆性。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利用一旦超过环境自身的承载容量，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要想恢复大面积受到破坏的环境是不可能的。生态安全的主要特点如图2所示。
二、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
（一）生态安全问题严重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13亿人口压力，加上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数量的增加，做过许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我国的生态安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当前，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在国土资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环境资源安全和生物物种安全等4个方面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国土资源安全问题
国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国土资源的多少和优劣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重要。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7.08%。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因水土流失而丧失耕地267万公顷，平均每年“流失”耕地6.7万公顷，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万平方公里，是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倍多，并且还在以每年2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沙化一个中等县。
篇3：和谐医患关系与医院政治思想工作的相关性分析与研究论文
和谐医患关系与医院政治思想工作的相关性分析与研究论文
社会的进步必然带来经济的澎湃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从建国初的落后不堪，走到了今天各项医疗技术的不断大跨步，然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医院迎来机遇同样也遇到了问题和挑战，在新形势下，一些尖锐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矛盾也层出不穷，问题的不断出现，导致医生和患者在沟通和相处中引发治疗阻碍，同时，也给医生的安全带来了隐患。想要改变这样僵硬的医患关系，就需要医疗工作者将自己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相联系，将创建和谐医患关系与医院政治思想工作相相关联，不断树立良好的医疗人员形象，钻研本职工作，为患者做好生命的引路人，不断完善医患关系。
一、出现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原由有哪些
（一）双方协调度不够存在沟通不畅
就目前我国的医疗现状而言，不断增多的就医人群，在有限的医疗资源下难免为医患关系的紧张化埋下伏笔。改革开放多年来，大批的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导致中国的农业人口不断减少，随之不断攀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给现有的城市医疗带来了压力。继而出现了医院人潮如流的场面，医院仅有的医务人员面对如此庞大就医群体，每天忙碌的工作量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从而在言语和行为上难免烦躁，面对患者的各种五花八门的需求，医务人员无法在沟通和交流上做到尽善尽美，使得患者的内心多有不满和牢骚，从而导致了医患关系的剑拔弩张。
（二）医疗人员本身道德水准偏低
醫患关系的紧张还有一个关键点在于，医疗人员在接触患者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以患者利益为己任，而是用激烈言语伤害患者，更有甚者是为了需求经济利益，随随便便大限额的给患者开单子，让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承受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思想负担，不能完全的相信医院。这些都和创建和谐医患关系背道而驰，尊重是双方的，在沟通中对患者的.尊重，不断的约束自身的行为道德，才能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三）医疗人员缺乏健全的责任观念
很多就医患者是抱着相信医院信任医生的心理，然而，在繁忙的医疗工作当中，一些医疗人员本身的责任感就淡薄，从而出现混淆患者血样甚至于错写病历这些事件，在病重的患者心理当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医疗人员对患者的关怀度不够
患者在医院治疗期间，医疗人员不能给亲切的关怀，反而因为自身心情不好而给予患者粗暴的言语伤害，这就给患者的内心留下了阴影，且害怕再和医生进一步对病情交流，这就造成了患者和医疗人员矛盾的堆积，只有医疗人员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增强对患者的关怀和爱护，才能获得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
二、在医院当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改善医患关系
（一）将为患者服务作为医院政治思想工作的重点
我国经历了艰难的医疗改革探索，在不断更新医改进程中，医院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医疗市场，不断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名誉度，就需要从师资力量和医疗能力着手的情况下，同时不断提高医疗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针对性有目标的在医院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讲，并且建立政治思想工作的考核评价标准，将医疗人员的思想工作当重要工作来监管。在开展医院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下，根据每个患者的自身具体情况，本着救死扶伤的大善之心，给予患者最温馨的关怀和救治，为患者提供最人性化和专业性的服务。
（二）建立以人为本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当前我国的医疗救助系统不完全健全的现实下，我们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救助理念，在实施医疗救助的时候，能够从患者的实际家庭状况出发，给予适当的费用减免。通过灵活多变的救助方式，让患者感受到医院的温暖，不断加强自我的政治思想工作建设，从心理和金钱上切实为患者服务，增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相互的亲密度，为患者提供更优质和全面的帮助。
（三）让医疗服务事业更具公益性
医疗人员可适时的给予患者简单的医疗常识讲解，在日常的就医过程中，能够对患者主动伸出援手，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把靠背椅，就能瞬间软化了患者的心理，在患者就医时根据病情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关医疗救助方案，充分以患者的利益为最高出发点，不断提升自我的医疗能力。
（四）和谐医患关系的确立，依赖于医疗人员的整体道德水平提高
随着医院不断建立健全医疗人员整体的政治思想意识，这就使得创建和谐稳定的忧患关系成为了可能。在社会当前倡导的为患者服务的医疗背景下，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医疗人员的奉献意识，在医院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推进的进程中，逐渐提升医疗人员的职业能力和思想水平。在确保医院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对医疗工作者的责任意识的教育，将有损于医疗队伍的无道德可言的人，在医院内部进行透明化标榜展示，从而让其他医疗人员都能够引以为鉴，把不断提高医疗人员的医疗水平和思想觉悟作为医院的重点，在不断推行优质医疗服务的条件下，让良好的政治思想之风在医院中生根发芽，从而为推进和谐医患关系打下良好基础。
结语
在建立医院良好政治思想工作的进程中，要始终以健全医疗队伍的整体思想工作为首要重点，根据社会现实和患者需求，不断推行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纯化医疗人员的自身政治思想，为患者在就医中给予必要的心理疏导，让我们的医疗工作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同时不断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强化患者和医生彼此的沟通，让医患关系迈向更和谐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蔡向东.和谐医患关系与医院政治思想工作的相关性解析[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15，6（15）：11-13.[2017-09-25]
[2]周满容.和谐医患关系与医院政治思想工作的相关性解析[J].人力资源管理，2016，（06）：183-184.[2017-09-25]
[3]王贝蒂，刘晓红，曾帆，吕良.和谐医患关系与医院政治思想工作的相关性解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6，（15）：4+7.[2017-09-25]
篇4：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大学生时间知觉的影响的研究与分析论文
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大学生时间知觉的影响的研究与分析论文
一、引言
（一）理论基础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时间信息与数量信息，我们可以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可以辨识身边物体的数量。人们以往一直认为人类对于这两种信息的认知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但是后来研究者发现数量信息可以影响人类对于时间长度的主观感知，时间知觉和数量信息之间的关系可以影响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时间、空间和数字的心理表征是人们认知系统的基本内容，之前也有很多研究者探讨了时间、空间和数字间的关系。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对时间知觉与数量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认知系统中数量和时间信息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针对时间、数量以及空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数量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数量系统。这个数量系统之中包含了时间、空间和数字数量信息等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通过相同的“计量动作”相联系。无论是可数的还是不可数的数量信息，都可以通过“心理数量”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也使得认知系统中的各种数量成分相互之间可能存在干扰。模式控制模型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时间和数字虽然包含了不同维度的有关“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转化，最后在一个特定的度量体系内被分析、比较。
Brown的双重任务实验的结果表明，在三种双重任务条件下，只有心算任务与计时任务之间相互产生了干扰，计时任务不会对其他任务产生干扰。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心算任务和时间估计任务共享执行功能所造成的，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时间和数字加工共用了一种数量加工机制。有研究者在操控了一系列圆点的呈现时间和数量之后，要求被试对这些圆点的呈现时间和数量分别进行比较，发现数量将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Dl（PIO9—IZ4>这些研究都为数量理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甚至在以动物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了数量和时间之间存在关联的现象。Mick和Church的研究表明动物能够同时自动地加工数量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计时和计数任务具有共同的内部心理机制。研究也证实，动物对数量和时间信息的反应模式是一致的，数字数量和时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不过人与动物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相比于数量信息，动物对时间信息更加敏感，而人类则对数量信息比对时间信息更加敏感。
在之前的研究中，有一些研究者通过操纵数字刺激的数值大小等方式研究数量信息对时间知觉的影响。Oliver等人分别给被试呈现目标刺激“1” “5” “9” “11” “15” “19”以及“I” “M ”，要求被试比较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与固定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长短。研究者发现被试在任务中总会自动激活数字的数量信息，即使在当前任务中被试无须对数量信息进行任何加工，被试也会高估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而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然而当目标刺激为字母时，被试对其呈现时间的估计则不会受到影响。中国研究者发现汉语数字也可以被纳入到综合的数量理论体系中：无论目标刺激是标准的简化汉字（“一”“五”“九”）还是大写的汉语数字（“壹”“伍”“玖”），被试均会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而高估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除了数字数量外，其他不同形式的数量信息也会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有研究证明，物理维度的数量信息，例如个数、面积、亮度，均会使被试的时间知觉出现偏差。[3]可见，数量信息是造成被试时间知觉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明显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当代中国大学生已经普遍完成了十年左右的英语学习，对简单的英文数字应该已经非常熟练。但是研究者并不确定中国大学生在看到英文数字后是否会自动激活数量表征信息，同时也无法确定这种数量加工的深度，即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是否可以被纳入到认知系统中的数量成分中，进而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数字数量与时间知觉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多，且大都是以汉字或阿拉伯数字为刺激材料进行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出现以英语材料为刺激进行的研究。出于以上原因，研究者决定用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的影响进行研究。
（三）研究假设
中国大学生在数量信息加工和时间知觉任务中会自动激活他们已熟练掌握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可以影响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英文数字数量信息也被包含在中国大学生的普遍数量系统之中。
二、实验一
（一）方法
1。被试
被试为20名在校本科生，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为汉语，英文学习时间为8——10年。
2。实验工具与刺激
实验工具为戴尔1014型号笔记本电脑，该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的刷新频率最高可达100Hz。实验程序为primal。 1。
在实验中，屏幕背景色为白色。练习时呈现的刺激为随机的英文字母。在正式实验阶段，为排除英文数字中字母的个数对被试加工数量信息时的影响，研究者以“zero， five，nine”作为英文数字目标刺激，参照刺激为“five。相应的中文数字目标刺激为中文数字“零”“五”“九”，参照刺激为“五”。英文数字的字体为Times New Roman，中文数字字体为宋体，中英文数字大小均为72号，颜色为黑色。
3。实验程序
本实验为单因素被试内设计。在实验中，被试需要判断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长短关系。在每个试次中，参照刺激均为中文数字“五”或英文数字“five，呈现时间为300ms。目标刺激为中文数字“零”“五”“九”或英文数字“zero；five；nine；zero five，nine。目标刺激在参照刺激之后呈现，两种刺激之间的间隔为500，600或700ms。目标刺激呈现时间的变化范围为250ms——350ms，以10ms为最小单位从250ms变化至350ms，因而每个目标刺激共有11种呈现时间，平均呈现时间为300ms o
本实验共分为六个区组。在区组一和区组二中，一个区组只呈现中文数字，另一个区组只呈现英文数字。在每个区组中，各个目标刺激以每种呈现时间呈现2次。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就按“F”键。区组三和区组四以同样的方式和数量呈现刺激，但被试的按键方式与区组一和区组二相反：若被试判断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F”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就按“J”键。中、英文刺激呈现的先后顺序在区组一、二和区组三、四之间进行了随机化处理，在每个区组内部，不同呈现时间、不同数值的目标刺激的呈现顺序也被进行了随机化处理。在区组五和区组六中，每个区组内既会有中文刺激也会有英文刺激，不同文字类型、不同数值以及不同呈现时间的刺激各呈现一次，对不同刺激的呈现顺序进行随机化处理，每个刺激在每个区组内只呈现一次。被试在区组五中的按键要求与区组一和二的要求一致，被试在区组六的按键要求与区组五相反。每个区组均包含66个试次。
（二）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被试的按键反应进行赋值、编码。假若被试认为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将此反应赋值为“+1”；假若被试认为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将此反应赋值为“—1 ”。
在实验中，有些被试因为程序不稳定或理解出现偏差而没有完成实验，还有的被试的反应与样本均值之差的绝对值大于三个标准差，因而共有4名被试的数据被完全剔除。剩余被试对不同中文数字的反应的均值为M。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表明中文数字的数量大小确实会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实验中的任意两种中文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均存在差异。
被试对不同英文数字的反应的均值为Z。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表明英文数字的数量大小确实会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的时间知觉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试对“zero”和“nine”的时间知觉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不难发现，在本实验中，英文数字对被试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存在一定的异常：被试高估了“nine”的呈现时间，却对“zero”的呈现时间判断得较准，并且低估了“five “的呈现时间。依照实验的假设，被试应该会低估了“zero”的呈现时间，面对“five”的呈现时间判断得较准。
（三）讨论
在本实验中，中文数字部分的实验结论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被试会高估较大中文数字的呈现时间，低估较小中文数字的呈现时间。而在英文数字部分的研究中，实验结果与假设并未完全吻合。虽然说英文数字所代表的数量确实对被试的时间知觉有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模式与假设不符：被试低估了“five”的呈现时间，面对“zero”的呈现时间估计得较准。
被试为何对“zero”的呈现时间估计得较准呢？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实验中呈现的表征较小数量信息的英文数字“zero”并未给被试传递足够强的数量信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经常使用的基本英文数字是从“rune”开始的，而不是从“zero”开始的。在书写中，我们不常用到“zero”即使在口语中，“zero”也经常会被“0”代替。虽然被试知道“zero”代表了“0”，但是“zero”并不能同中文数字“零”一样，激活“0”这个数量信息在深层次的心理数量体系中的表征。
那么被试为何会低估“five”的呈现时间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zero”在实验中不能激活被试的心理数量的表征时，被试会将“five”和“nine”进行比较，此时“five”代表的是较小的数量“nine”代表的是较大的数量，所以被试会低估“five”的呈现时间而高估“nine”的呈现时间。
实验一的结果与研究者预想的不一致。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被试不熟悉英文数字zero所代表的数量信息。为了进一步确定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者决定进行实验二。在实验二中，整体的实验流程同实验一类似，但是只以英文数字为刺激进行实验，而且实验一中的“zero被换为了one。如果实验一中的反常结果是由于被试不熟悉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所造成的话，那么在实验二中，这种反常结果就应该会消失，因为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应该对one这个英文数字十分熟悉。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应该会高估“nine”的呈现时间，低估“one”的呈现时间，面对的呈现时间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计。此外，如果实验一中的反常现象是因为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被试的影响本身就是不同于阿拉伯数字或中文数字的影响的话，那么实验二应该仍旧出现一个反常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可能与实验一的`结果也不同。如果实验一的异常结果是由于程序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话，那么实验一中的异常结果应该仍旧会出现在实验二中。
三、实验二
（一）方法
1。被试
被试为19名在校本科生，其中男生7人，女生12人。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汉语为母语，英文学习时间为8——10年。
2。实验工具与刺激
实验二的实验工具与实验一相同。刺激为英文单词“one”“five”和“nine”。英文数字的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大小均为72号，颜色为黑色。
3。实验程序
实验二中每个试次的流程与实验一相同。实验共包含6个区组，每个区组内，各个数字以每种呈现时间呈现2次，一个区组包含66个试次。在三个区组中，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键。在另三个区组中，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不同区组因为其按键方式的不同，其呈现顺序在被试间进行了随机化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对被试的反应按照类似于实验一中的方法进行赋值，即如果被试认为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呈现时间，则该反应被赋值为“+1”，如果被试认为该刺激的呈现时间短于参照刺激呈现时间，则该反应被赋值为“—1 ”。
在进行赋值后，对被试所给出的分值进行分析。有两名被试对“one”的反应与样本均值之差的绝对值大于三个标准差，故剔除了这两名被试的所有数据。剩余被试对不同刺激的评分的均值为M。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结果表明，表明被试对不同刺激的呈现时间的判断确实存在差异。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任意两种英文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均存在差异。
接下来对被试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进行分析。分析每一名被试对三种刺激的评分，可以模拟出每名被试对每种刺激的评分与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个关系函数，逆向求出当评分为0时，函数所对应的刺激的呈现时间，即为该被试认为的该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换言之，如果该刺激的呈现时间与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相等的话，被试会认为此时该刺激的呈现时间与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相同。被试认为的不同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的均值为M。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结果表明，表明被试对不同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确实存在差异。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one”的主观相等时间以及“one”和“nine”的主观相等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1 vs5 = 0。 008 } p1 vs9 = 0。 000，被试对的主观相等时间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
（三）讨论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被试的时间知觉确实会产生影响，被试会低估较小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高估较大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这表明被试可以较快地激活这几个英文数字的数量表征，同时这种表征影响到了深层次的认知系统。
通过实验二与实验一结果的对比，我们可以确定实验一中异常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实验程序中的问题所导致的，英文数字对被试的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与阿拉伯数字以及中文数字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类似。英文数字可以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但是这种影响的出现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的：被试一定要对这个英文数字的意义十分熟悉，例如“one” "five”等单词。如果被试仅仅是知道某个英文数字的意义，而对这个意义并不十分熟悉、达不到自动加工的水平的话，这个英文数字就不会干扰到被试的时间知觉。
四、讨论
研究者通过实验一和实验二研究了英文数字对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被试对英文数字较为熟悉的话，即使是英文数字而非汉语数字或是阿拉伯数字，它仍旧可以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具体而言，被试会高估较大的数字的呈现时间，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
但是只有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上述的理论才可以成立。如果被试学习过英语，但是对某些英文数字不够熟悉的话，那么这些数字也无法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在实验一中，因为被试对“zero”不够熟悉“zero”就没有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将这一结果与实验二的结果以及实验一中中文数字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认为被试在对数字的熟悉程度上的差异造成了结果的差异。
在实验二中，由于数字选择上的限制，使得数字间的字母数量存在差异，one的字母个数相对较少。被试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低估了它的呈现时间呢？研究者否定了这一观点。在同样的实验中，“five”和“nine”即使在字母数量上不存在差异，但是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被试对这两个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是有差异的。此外，在实验一中，三个中文数字的笔画也不相同，数量越大的数字笔画数量越少，但是被试会高估了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表明中文数字不会通过笔画的数量或复杂程度来干扰被试的时间知觉。在Oliver等研究者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被试判断呈现时间并不以单词长度作为依据（ Oliver et al。2008）。
那么这一结果是否会是由于数字的顺序造成的呢？在现实中，“one”通常出现在前，+nine ；nine出现在靠后的位置，而“five”则居中。这种顺序与空间信息存在一定的联系，那么会不会与时间信息存在一定的联系呢？研究者否定了这一可能，因为之前的研究者使用字母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但是发现被试对字母表中不同位置字母的呈现时间的感知没有差异，因而排除了顺序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的可能。
五、结语
被试可以对较为熟悉的英文数字进行自动、深层次的加工，将其表征为心理数量的形式，这种数量信息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并使得被试的时间知觉受到了英文数字数量信息的影响，使被试高估较大英文数字的呈现时间并低估较小英文数字的呈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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