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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谈现代逻辑哲学意义论文
浅谈现代归纳逻辑哲学意义论文
19世纪中叶以前,帕斯卡概率系统与培根归纳逻辑系统是分别进行研究的。19世纪中叶以后,帕斯卡概率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而培根归纳法的逻辑结构仍未形式化,于是,用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和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使归纳法向演绎方向发展,探索有限的经验事实对一定范围的普遍命题的支持和证实程度的构想随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根据确定初始概率值的方法不同,主要出现了如下的概率解释:逻辑解释、主观解释、频率解释、性向解释以及主体交互解释。
一、帕斯卡概率解释的发展
20世纪代,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论概率》一书,对帕斯卡概率进行了逻辑解释,把概率理论与归纳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概率逻辑系统,这标志着现代归纳逻辑的产生。
凯恩斯概率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即使证据(几千只乌鸦已被观察过,并且它们都是黑的)不能衍推假说h(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或者预测(下一只被观察到的乌鸦是黑的),但是由于e肯定为这些结论提供了一些支持,即部分地衍推或。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概率是部分衍推的程度,而且是两命题或命题集合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
后来,凯恩斯又作出了这样的假定:如果h以α的程度部分地衍推a,那么给定h,以α的程度相信a是合理的。因此,概率关系就是关于合理信念的程度。凯恩斯关于部分衍推的程度和合理信念的程度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致的。凯恩斯试图使用无差别原则来解决逻辑概率的测度和比较问题,并认为无差别原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度量概率的方法。凯恩斯的做法对后来逻辑贝叶斯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卡尔纳普、欣迪卡等人在确定初始概率值时都使用了无差别原则。
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无穷序列中非常有限的一段,因此,冯?米瑟斯根据统计频率稳定性定律得出收敛公理:令A是聚合C的任一属性,那么存在Limn→∞m(A)/n.冯?米瑟斯把A在C中的概率[Pr(A│C)]定义为Limn→∞m(A)/n,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n,相对频率Fn(A,C)可能具有不同的值。但随n趋于无穷大,相对频率Fn(A,C)趋于p,那么,就说p是相对频率Fn(A,C)的极限,记作Limn→∞m(A)/n=p.这就是着名的概率极限频率定义。
莱欣巴哈则主张通过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来确定极限频率即基本概率。他认为,使用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极限频率不存在,那么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找到概率;如果极限频率存在,那么用这种方法一定能找到概率[5]。莱欣巴哈后来发现,能够借助于观察频率而不断接近极限频率的方法并非只有简单枚举法,而是有无数种。他把这一大类推论方法统称为“渐近规则”。概率的性向解释是波普尔在其论文《概率演算与量子论的性向解释》中提出来的,波普尔关于提出概率性向解释的建议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科学哲学家的支持。
波普尔认为“性向”这个术语指的是某种类型的习性解释,简单地说,经验世界中的概率本身就是事件的一种性质、趋势或物理性向。目前,性向解释被人们主要发展为两种类型:长趋势性向解释和单个事例性向解释。长趋势性向解释把性向与具有独立结果的可重复条件相联系,并且在关于这些条件的重复的长序列中,性向被看作是产生近似地等于概率的频率性向。这种性向解释主要由吉利斯发展。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把性向看作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波普尔最初的性向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既是长趋势的又是单个事例的。他对性向的刻画符合长趋势性向,然而,他希望这些性向也适用于单个事例。这种立场陷入了与参照类问题相联系的困难,因而人们趋向于把波普尔的解释分为两部分,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性向解释。
在主观解释中,用打赌的方法去测量个体的信念度时只涉及两个主体,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很多主体参与打赌,为此,吉利斯尝试发展了一种关于把主观解释从个体扩展到社会群体的主体交互解释。在吉利斯看来,主体交互解释是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而不是关于一个特定个体的信念度。吉利斯认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主体交互概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共同的旨趣(Com-monInterest);二是保持信息流的传递(FlowofInfor-mation)[6]。这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共同旨趣的群体内,各个不同的主体才会具有利害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保护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群体应该建立交流并进行信息流的传递,使得通过讨论他们能够形成一致意见或主体交互概率。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群体才能保护自己不输给狡猾的对手。
二、帕斯卡概率解释的恰当性分析
在逻辑解释中,为了获得数字概率,不得不判断许多事件是等可能的,因而需要使用无差别原则。但无差别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纵容主观随意性。由于无差别原则是基于“不充分”理由的,而完全无知是不充分理由的典型情形,因此,对两个事件相等的无知可以成为赋予它们相等概率的依据。使用这样的无差别原则容易导致荒谬的结论,如关于书的悖论、酒—水悖论以及几何学概率的悖论,虽然对于这样的悖论有独特的解决方法,但是没有任何普遍的方法把它们消除掉。任何使用无差别原则的`人从来都不能肯定它是否或什么时候将出现矛盾。因此,不能为无差别原则导致的悖论提供一种满意的解决方法致使需要一种新的概率解释,于是主观解释出现了。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主观解释是比较适用的,它极大地拓宽了概率论的应用范围,使人们的意见、判断、评价、信念等主观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信念度来测量。但是,由于主观解释允许具有同样证据的不同主体对同一假说合理地赋予不同的概率,从而使得人们在确定初始概率或先验概率上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主观标准的随意性遭受了许多批评,对于这一困难,德?芬内蒂提出了着名的“意见收敛定理”,并引入可换事件加以保证。但由于可换事件和意见收敛定理对于典型的科学验证和可控实验是不适用的,这就使得人们用主观概率来表达客观概率的期望成为泡影。
然而,主观信念度可以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地加以修正。根据经验证据不断修正主观信念度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思想,其关键在于:通过把个体信念度与个体赌商联系起来———个体信念度可以用个体赌商来表达,满足概率公理的赌商也满足贝叶斯定理,根据新的经验证据,贝叶斯定理能够被使用来更改概率的初始判断。
主观主义者还将从经验中学习这一思想作为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避。可见,从经验中学习是主观解释的恰当性方面。但是,贝叶斯定理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贝叶斯主义者,比方说B先生,可能会采用一个相当有限的假设集合去完成他的贝叶斯条件化,但是,如果他的集合排除了真实的假设,那么他的贝叶斯学习策略可能从来没有让他准确地领会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另一方面,如果B先生假定他自己准备考虑一个更广泛且全面的假设集合,那么这个集合肯定包括来自混沌理论的假设。因此,他采用的任何学习策略都成为一种对先验概率适当选择的贝叶斯策略,从而使整个方法变得空无内容。
贝叶斯主义的这些困难确实表明了可能需要客观概率和可能存在一种基于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论。尽管频率主义者强调的是概率的客观性,并且将概率与科学实验相联系,断定客观世界存在概率性和统计规律,然而,频率解释在面对科学理论验证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困难:第一,如何给只出现一次的事件指派概率?由于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重复性,因而也没有频率,从而概率的频率解释就无法给此类现象例指派概率值。
第二,“频率极限与任何观察频率都是逻辑相容的,这使得,一个关于概率值的预言既不能被观察经验证实,也不能被观察经验证伪。”由于频率主义者有一个基本论点,即一个命题有意义当且仅当该命题原则上能被经验加以检验,因而频率解释关于基本概率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亦即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是不成功的。
第三,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使得概率只适用于事件的无穷序列,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永远都无法达到事件的无穷序列。由于频率解释存在上述困难,因而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供选方案———即另一种客观概率解释(性向解释)。波普尔发展性向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引入客观单一概率,然而波普尔的性向解释并没有解决为单个事件引入客观概率的问题。因此,性向解释的出现面临着单个事件是否有客观概率的挑战,由此发展了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和长趋势性向解释。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认为性向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米勒把性向归因于“当时……全域的整个情况”,但因为这种情况具有唯一与不可重复的特性,所以要理解这样的性向指派如何被检验是很困难的;费特塞把性向归于相关条件完全集,然而为了检验一个被推测的性向值,就必须对全部相关的条件序列作出推测,而这种必要的推测往往是难以表述和难以检验的。因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致使相应的性向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正因如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无法对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概率进行恰当的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斯、豪森和乌尔巴奇等人支持的长趋势性向解释消除了关于无限聚合的所有问题,并且为概率陈述引入了一个可证伪规则(FRPS),这个规则对概率与十分适合标准统计实践的频率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解释:虽然概率陈述是不可证伪的,但它们仍然可以被用作可证伪的陈述。借助于FRPS,可以从概率假设推导出关于频率的结果,并且可以从概率的公理推导出冯?米瑟斯提及的两个经验定律。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可证伪规则是某种不得不始终如一地被应用的东西,无论概率假设什么时候与频率数据作比较。因此,概率陈述可证。
篇2：《周易》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哲学论文
《周易》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哲学论文
西方化和科学化使得科学中心主义，机器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被人文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所替代。从表面上看，科学的发达仿佛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丰盛的物质。但实际上，它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是幸福——人彻彻底底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已经不再是人类达成目的的手段，它已经主宰了人类的生活。现在，人们把要做的事情都推给了机器，人类变成了机器的奴隶，连精神也变得越来越机器化了。人类丧失了生存的意义，也丧失了生命的价值。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一部分，而是沦落为了世界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牺牲物。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就是这样的危险性。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回顾东方的世界观。本文通过讲述人性在物质化，机器化社会中的逐步丧失，呼吁现代社会能够重新重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使得《周易》思想重新进入东方思想关注的领域，并据此来分析和考察现代的社会万象。
在现代，《周易》所意味的并非是占卜吉、凶、祸、福和预测未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以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周易思想为基础摸索出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思想。
一
《周易》是最具代表性的东方古典典籍。《周易》中描述了中国人遵循一种固有的自然法则生存，描绘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宗教观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在《周易》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象征主义的一些特点。因此可以说，《周易》不仅仅是作为一本占卜书而存在，它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本提高人的修养的书，反映人类哲学和宗教情况的书而存在。
我们可以把《周易》的中心思想概括成“太极”思想。从哲学角度来说，“太极”的意义是非常复杂的，但如果一定要表达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太极”是天地和阴阳还没分化出来以前的混沌（chaos）状态的元气。在《周易》《系辞传》这样写到：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周易》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宇宙之间先有太极，太极产生了两仪，即阴气与阳气；阴气与阳气产生了四象，即太阴、太阳、小阴和小阳；四象产生了八卦，即乾、坤、离、坎、震、巽、艮、兑的卦。这八卦可以断吉凶，吉凶既定，则可以趋吉避凶，从而造就出一番伟大的事业。这段话正好说明了东方的世界观：太极是宇宙的本质，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从太极发源形成的；太极是万物的源头，阴阳分开就形成了万物。所以可以说，世界万物都是阴阳的复合体。周廉溪对太极有更详细的论述。在他的《太极图说》中这样说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陽分陰，兩化立焉，阳變陰合生水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作为十翼中之一的“太极”是《周易》的最中心母体。从太极中分化出了两仪，象征阴阳；此外，太极又是宇宙万物无穷无尽的变化的根源，人间万象吉凶的源地。阴和阳从太极中分化出来，相辅相成，成为《周易》的普遍原理，并主导和促进了多种现象的发生。
《周易》中包含了重视生命的思想。这种重视不是自然中心主义或者人文中心主义所提倡的重视，而是通过提倡个体生命，推广到提倡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和谐。通过这样的东方世界观，即《周易》所提倡的世界观，我们可以重新树立那已经逐渐丢失的古老的价值观，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在破坏自然的现象日益严重的今天，这样一种思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如何保护自然的答案。
但我们要怎么才能恢复人性，怎么才能找到人与自然并存并和谐发展的新道路？
《周易》《系辞》写到：“天地纲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交合而后生人，以此类推，宇宙间的万物遵循的都是同样的原理。男性即为阳，其卦为乾，女性为阴，其卦为坤，天地则是阴阳结合的具体代表。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
这也是以个体生命为根据类推万物根源的一个例子：即根据“男女的精气和谐而产生万物”类推出“天地万物的气运相混合而万物化育”的原理。天地，男女，太阳，月亮等都以阴阳为构成。因此在《系辞》中有这样的说法：“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意味着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由阴阳构成的，所以应该将阴和阳进行适当地调和，如果阴阳不和谐那就不是道，就不符合自然和宇宙的客观规律。宇宙的道指的就是宇宙的和谐。因此孔子说：“人生的价值是参与天地的化育而帮助它（参赞天地之化育）”，人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并享受幸福的生活，就不可能忽视自然，破坏自然，一定要与自然进行同化或者亲和，就像中国圣人曾所说过的那样，要“天人合一”。现在我们需要的正是人与自然的阴阳和谐。
追根溯源，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人类盲目地追求物质文明而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等。在现代文明中，人类盲目地追求物质文明，从而产生了“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为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人类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方法，甚至不惜以破坏自然的代价来获取财富。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已不是崇拜或亲和的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被克服或征服的对象。近年来，全世界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甚至已经开始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安全，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与自然的纠葛越深，对自然的破坏越严重，自然对人类作出的报复也就越严厉，这样一来，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不幸，并且不能保障未来。
其次，是由于人们无限追求物质文明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从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正日益蔓延的暴力，色情，吸毒贩毒，利己主义等等。
确切说来，这和第一点所讲的是二而一的东西。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出可以治愈这一社会弊病的道路。只有根除了这样的一些弊病，我们才能保障我们的未来，才能获得幸福。二
《周易》中有阴、阳的说法。这里说的阳即是精神，阴即是物质。如果用阴阳来代表东西，那么东就是阳，西就是阴；东方就是精神的地方，西方就是物质的地方。可惜的是，身在东方的我们现在也变得过渡追求物质文明，无法脱离泛滥的物质文明的诱惑，我们把原本引以为豪的、世代相传的道德，哲学，精神都抛弃了。现代社会看起来似乎很美好，不过身处其中的我们心情不再充实，变得空虚而恐慌，我们的精神也变得颓废而失落。整个社会从表面上看五彩缤纷，物质丰富，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看似繁华的外表当中掩盖了很多弊病，特别是精神颓废和生活潦倒。
那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国家，健康的世界呢？其健康的标志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周易》。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机器化的社会，其中充斥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这样的社会如果用周易来解释，就是一个充满阳气的社会，而作为阴的那一面，即精神却被忽视了。如果人类能够正确处理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自然能与人类社会保持和谐，那我们就能说是达到了阴阳的和谐。现代社会也需要张立文先生所说的“和合”。张立文先生说：“和合世界的结构模型，绍成易学结构模型；其结构方式亦与易学相互对应。”《易》曰：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祐，即帮助的意思，天帮助的是人应该顺应宇宙的生存法则。我们始遵循宇宙天地间的法则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天的帮助。
与中国的思维方式相比较，西方文化重视《圣经》中的“创世纪”说，即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但在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一个绝对的万物起源说。东方的世界观认为世界万物是异质元素相互融合和并相处和谐而形成的。东方最经典的《周易》说宇宙万象都是以阴阳的和谐而形成的，而且时时刻刻变化，简单地说，就是“一阴一阳”的循环过程。
《周易》产生于大约50以前，最初由伏羲构思，后来经文王、周公、孔子的不断修改最终完成，而且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影响东方的文化。现在，《周易》依然没有失去它的时代性，它的阴阳变化的观点对我们正确理解现代文明也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
当然，如果《周易》只是一味地介绍和说明东方过去的文化和历史，在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社会中毫无作用的话，那我对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事实上，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以阴阳论为中心的《周易》并不局限于一个时代、一个地点，而是对宇宙万象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涉猎，所以可以说阴阳论也是一个可以说明未来全部变化的理论体系。
三
现在我们生活在西方科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事实上，西方科学并不能完全说明现代的种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所以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好是用东方的科学去理解、去把握。从阴阳论的观点看，西方科学处在阳的位置，如果这种科学片面地支配和独占了社会科学，那自然是不合适的。世界万物都是在阴阳相互对立的过程中互相均衡和调合从而发展下去的，因此东方科学尽管是处在阴的位置，但它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对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观为核心理论的《周易》，我们应该继续研究和解读，发掘出它更深的内涵，从而更好地为现代科学提供养分。
《周易》以192个阳爻和192个阴爻、一共是384个爻构成，这384爻的符号可以作为人类理解宇宙万物的共同语言。以后随着对周易的理解的加深、并加以应用和利用，那么世界历史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
我们简单地将东西方的文化区分为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不论是不是精确，这样的区分都是具有奥妙意义的。很明显持这类主张的人大体是希望用东方的价值观来克服西方价值观的弊病，他们的心愿是把以物质为主的社会转换到以精神为主。
资本主义盲目地追求“物质丰富”的结果使得形而上学的人沦落为了形而下学的工具。所以我们说现代是超“主义（ideology）”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超主义”的新世界观。新世界观具体是什么，也许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按我觉得“被压迫潜在的东方世界观”应该是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新福音书。
《易传》上写道：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者也。
世界万物时刻都在变化和发展。《周易》就是模仿宇宙的种种事物，模仿其变化，所以有着预测吉凶祸福的功能。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有时为阴气、有时为阳气的宇宙千变万化的根源就叫“道”，这个道是宇宙的规律，懂得这道就是人间的“善”，成就其善就是人的本性。易意味着变化，宇宙的原理和人生的法则。一阴一阳的变化哲学就教给我们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周易》《系辞上》说：
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冥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周易》的创作就是以天地为基准，概括并容涵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在《周易》有天地的“道”，能够知道事物生生死死的规律。这样一来，《周易》就具有了与天地相似的功能，它的一切都不违背天地的法则。它遍查万物，并揭示其中蕴含的阴阳之道来考察天下，所以没有任何偏失。而深得《周易》精髓的人，就能够对事物的万般变化应付自如，也就能够顺其自然、知其命数，乐观向上。他们随遇而安、无所求取，并以敦厚之心施行仁爱，所以能够爱众人、被众人爱。
四
每个时代的社会气氛和问题都不一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今天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在封建社会中卓有成效的方法在现代社会里是不会有作用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先进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该抛弃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再探索对现代社会更为使用新思想和新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社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才可以更有效地引导我们的未来。现在的关键是合适的新思想怎样才能诞生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继承过去的真理、将过去的真理移植于现代社会的同时，把过去的东西加以更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适合现代社会的新思潮。这样诞生的思想既能继承过去的遗产，又使过去有了发展，就可以预示人类的未来，拓宽人类前进的道路。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学习《周易》，而且不应该只学习周易的外皮，更重要的是学习周易思想的精髓，并将其作为新时代的引导思想。《周易·系辞上》第7章说到了“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应该仿效天，取法地，利用《周易》成就美善的德形，并反复蕴存涵养，从而找到通向当然之理（道）和合宜之事（义）的门径。
《周易》曰：“世界万物时时刻刻变化”。每个时代一定会有适合的思想和精神，学者们为了寻找适合当代的思想殚精竭虑。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以往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象今天这？quot；善变“：社会每月、每天甚至每一秒钟都在变化。要为这样多变的社会找到一个适合的思想，以变化（易）为主旨的《周易》一定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学习《周易》，我们就能够能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对待激变的社会。把过去作为一个教训，不盲目追随时代的潮流，也不盲目追求支配主义（Ideologie）。孔子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我们只会爱适合自己文化，适合自己土地的思想。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人类不能离开地球、离开土壤而存在，那么全世界的人就都应该把天地当作父母一样来爱和保护。
参考文献：
《四书五经》，沈阳出版社。
《周易入门》，陈德述著，巴蜀出版社，199x年。
《和合学概论》，张立文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x年。
《周敦颐评传》，梁绍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x。
《周易的思维与逻辑》，李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x年。
《周易讲义》，南怀瑾著，文艺出版社，199x年。
《周易》，崔完植著，惠圆出版社，199x年。
篇3：儒家人本哲学的现代意义及医学价值论文
1儒家人本哲学的产生和形成
儒家人本哲学的发展和确立与我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商朝以前，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强化王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鬼神大加尊崇[1]。《礼记表记》中也有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把人们的行为和意愿看做是天、神意志的代表,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进入春秋以后，“重人轻神”的思想逐步形成。春秋中期已出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由当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4]”，道出了人民在国家稳固、安危中的根本地位。之后到了春秋末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重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和在社会的主体地位，并结合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儒家人本哲学重视对人性的认识，认为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爱人。要做到“仁”，就要做到以下5点：恭、宽、信、敏、惠。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遵循“忠恕之道”。“修齐治平”在儒家人本哲学中体现了“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
篇4：儒家人本哲学的现代意义及医学价值论文
2.1儒家人本哲学的人性观与现代人类医学
人具有运动性语言中枢和知觉性语言中枢的特殊结构，人是以语言拥有世界的动物，人们通过语言的交流，可以引发情感、开放内心世界；同时，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语言符号伤害以及患语言疾病的动物，而且，人还是唯一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医治的动物[8]。人的疾病与健康，不仅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会某一个单一层面，而是他们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根据现代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只有当三者是一种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会牵涉和影响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会功能损害和缺失，还有社会关系引发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等。所以，与动物医学不同，人类医学除了自然科学性外，还具有人文性质。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不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层面，而且要看到其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随着现代社会和医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2.2“仁”的人本哲学与现代医学人文关怀
“仁”是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在《论语》中使用了109次“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就是要关心和爱护他人，不是弄虚作假，虚情假意，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而是从“与人为善”的本心出发，真诚地爱护他人。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呢，《论语阳货》中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谦逊恭敬、宽容大度、诚实守信、行事聪敏、恩惠于人，待人处事做到以上几点就是“仁”了。而具体来说，仁的施行，在于推己及人，也即“忠恕”之道。“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的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就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9]。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9]。人文关怀是对人的主体地位，对符合人性的需求，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条件及保障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人格的肯定[10]。医学人文关怀主张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价值观，医学人文关怀就是对病人不仅要提供必须的医疗技术服务，同时要为病人提供精神的文化的情感的服务[11]。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对患者要有仁爱之心。作为专业人员，在患者面前更要谦逊恭敬，把患者当做自己的服务对象，以平等观念和服务意识去面对患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面对患者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以及作为疾患承受者的一些不当言行，医护人员要给与宽容和理解，并给与必要的解释和指导。医护人员还要诚信待人，不弄虚作假，欺骗患者。在医疗护理中，医护人员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程序，思维敏捷，行为果断，不因自己的失责和大意而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医护人员还应根据安全性、实用性等特点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包括体质、家庭经济等因素为患者选择适当安全的治疗方法、药物等。医生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医生是给人们恩惠的，应该以利于患者和惠于患者为出发点。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要推己及人，遵循“忠恕之道”。其实这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换位思考”和“黄金法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首先学会换位思考，然后以自己调换角色后希望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去作为。医护人员以如果自己是患者希望医护人员怎么对待自己去对待患者，而患者以如果自己是医护人员希望患者怎么样对待自己去对待医护人员。这样通过为别人着想，不仅很好的体现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仁爱之心，而且能够构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2.3儒家人本哲学的“修齐治平”与现代医学人文管理
有学者认为，“修齐治平”体现了儒家人本思想中“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在现代医学中，医生作为服务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要提高自己的医学人文技能，提高自己对患者心理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与患者沟通的能力以及与患者建构良好和谐医患关系的技能，还要提高自己的理论和认识水平，对人类疾病和健康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认识。这都需要医护人员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新理论，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全面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医治和解除患者的病痛。不仅如此，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专业技能会通过其一言一行表现出来，而患者就据此对医生形成信任或怀疑、镇静或不安、安全或不安全、敬仰或怨恨、对疾病的良好的预后充满信心或失去信心等心理。具有良好内在素养和高水平专业技能的医生其言行往往就能够很好的安抚患者心理，使患者产生信任、安全、镇静、对所患疾病的康复充满信心和希望等积极向上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医生也会得到患者的敬仰。这也就是“修己安人”的过程。特别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心理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人格魅力是安抚来访者不安焦虑情绪以及影响来访者做出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儒家人本哲学中“修齐治平”，也就是“修己安人”的思想在现代医学人文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3结论
儒家人本哲学重视对人性的认识，认为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这对人类医学的性质和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医学的对象是人，人与动物的不同，正是人类医学与动物医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所以人类医学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性，而且还具有人文性。这也是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原因。儒家“仁”的人本哲学提倡要关心和爱护他人，不是弄虚作假，虚情假意，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而是从“与人为善”的本心出发，真诚地爱护他人。这与现代医学人文关怀的精神和宗旨是一致的。对现代医学人文关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家人本哲学中“修齐治平”，也就是“修己安人”的思想在现代医学人文管理中医护人员应不断提高内在全面素养和专业技能，特别是医学人文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更有效地服务于患者。儒家人本哲学对现代医学人文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我国医学正处于从传统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时期，研究探讨和挖掘我国古代文化中先哲们的思想精华为现代人们学习和借鉴，把古代中国的智慧与现代人们的认识相结合，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模式对我国现代医学的科学化、人性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篇5：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现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现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的开拓者,他的逻辑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种工具和眼界,一直促进和影响西方哲学的发展.因此,理解亚里士多德逻辑,不仅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逻辑观和哲学思想,也有助于理解西方人的`逻辑观念和哲学.对照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现代逻辑,则有助于深入地理解逻辑的本质,有助于清楚地认识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同异,有助于揭示为什么说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分析的,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哲学的本质.
作 者：王路 Wang Lu 作者单位： 刊 名：世界哲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WORLD PHILOSOPHY 年，卷(期)：2005 ”“(1) 分类号：B81-095.2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逻辑 现代逻辑 是 真篇6：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1912-1916)
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1912-1916)
通过论述海德格尔提出的”真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及范畴问题的`三个视域,本文探讨了1912至19间,海德格尔是如何让逻辑重新获得哲学上的意义的,即如何通过确定真理的存在重新在逻辑与存在之间建立起关联的.
作 者：S.G.克洛维尔 朱松峰 作者单位： 刊 名：世界哲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WORLD PHILOSOPHY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B81-051 关键词：逻辑 真理 范畴篇7：哲学家逻辑哲学对现代哲学的作用
哲学家逻辑哲学对现代哲学的作用
普特南以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态度，把发展意义理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以饱满的热情坚持不懈地在意义理论这片充满挑战的领域中进行孜孜不倦的艰苦探索，在意义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提出了原创性的观点，为意义理论注入了新观念，使意义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面貌。1.普特南提出意义理论研究的外在主义路径普特南所处的时代，处于主流地位的意义观念来自立场完全相反的两派理论。一是来自弗雷格(G.Frege)和卡尔纳普(R.Carnap)为代表的加利福尼亚语义学派。在该学派哲学家看来，人们之所以能理解的意义，是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头脑之中的某种状态掌握了“意义”这种抽象实体。另一个理论是来自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新主义哲学学派。该学派主张，当人们的信念发生改变时，人们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和指称都会发生相应地改变。普特南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从个体的角度说，确实不一定要谈论语词的意义，只要告知一个语词的外延并描述这个词项的使用者的个人信念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我们就需要谈论意义，否则，就无法保障交流的顺利进行。普特南认为：“问题不在于否定‘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改变谈论‘意义’的方式，我们不应该去问什么是意义，而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1)怎么才能算是知道一个语词的意义，(2)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我们所谈论的两词具有同样的意义。”[7]正是由于普特南改变了关于“意义”的提问方式，他所讨论的焦点就随之由内涵(传统哲学家讨论意义的方式)转向了外延(或指称)。这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其直接后果是，普特南不再像弗雷格传统那样把意义看作是决定指称的抽象实体，而是开始将意义看作是由指称所决定的。这样，探讨的重心就转向指称如何确定，以及个体参与到语言共同体的谈论时所需要的基本能力等问题。普特南的意义外在论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在普特南看来，正是因为传统意义理论的谈论方式导致了关于意义的哲学问题被长期误读。“……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因的话，它应该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关于语言的那些荒谬观点，从来都反映着两种特殊的而且极有核心意义的哲学倾向：将认识当做纯个人事情的倾向，以及忽视世界(世界中的东西要多于个人所‘观察’的东西)的倾向。忽视语言分工就是忽视认识的社会性，忽视我们所说的大多数语词的索引性就是忽视来自的贡献。传统的语言哲学，就像大多数传统哲学一样，把他人和世界抛在了一边;关于语言，一种更好的哲学和一种更好的科学，应该把两者都包括进来。”[8]普特南这种独辟蹊径地研究意义理论的思维方式，给意义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方向与路径，使意义问题的正确解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使本质主义的研究变得有意义本质主义曾经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批判而成为“无意义哲学”或“烦琐哲学”的代名词，哲学界曾一度“谈本质而色变”，大多数哲学家都努力使自己同本质主义划清界线，惟恐自己不小心被划入本质主义阵营而影响自己的学界地位。直到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1971年一书的问世，本质主义才恢复了自己在分析哲学中的地位。普特南也是借助本质主义来建构其意义理论，使本质主义的谈论变得更有意义，也使本质主义的合理性进一步得到确证。普特南反对“说某物属于某一自然种类不过是将一组属性归于它而已”。他指出，构成一个自然种类的那些对象的集合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成员。例如，“柠檬的‘定义特征’是：黄色，味酸，具有某种皮等等。”然而，尽管一个未变黄的绿柠檬也许是一个稀有之物，但我们把它当作柠檬来谈论并不矛盾。[9]我们知道，普特南考虑到对于他的责难的可能回答。但是，普特南拒绝那种可能回答。他论证道：第一，“有关的自然种类的正常成员也许在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认为是正常的那些成员。”第二，“自然种类的这些特征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也可能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本质’却没有改变到要使我们不再用同一个词(普特南这里所强调的同一个词指的是我们赋予其相同意义的同一个词，而不仅仅是拼写上一样的词———笔者注)来称呼它的程度”。[10]不难看出，普特南的这两种回答透露着这样一种：一个适用于某一自然种类成员的词的'意义是惟一地与这些成员的“本质”相联系的。艾耶尔就此指出：“这种假定既考虑到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把具有这种本质的类的一个非典型的子类看做正常的种类的实例这种可能性，也考虑到该种类的真正典型的成员所表现出的属性在时间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这两种情形中，该词的意义都保持稳定，因为它是稳定地与本质连在一起的。”[11]普特南分析了我们上述所谓的本质是如何决定的问题，[12]如，“水(water)”词语外延的固定性。我们可以用实指的方式来辨认“水”这种物质。其它物质要想成为这种物质，它们必须与我们所指的样品具有相同的液体关系。普特南认为，这种方法构成了“水”这个词的操作定义。在一定时期内，科学发现表明，那种被认为是属于“水”这个词项外延的物质成分是H2O，因此水就被定义为任何具有H2O化学成分的东西。正是这些化学成分构成它的本质。普特南明确表示，一旦水的本质是H2O得以确定，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水不是H2O的可能世界，不论使用“水”这个词的使用者是否清楚地知道水的本质。普特南关于语词意义的确定依赖于语词外延的本质的想法不仅仅适用于如“水”一类的自然种类词，在他看来，其他语词，例如人造物名词，也同样适用。这就表明了这种理论的普适性。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借助本质主义思想，使得意义理论的研究更具有客观性、更有规律可循，也使我们试图掌握获得语词意义的规律有了遵循的基础。这是普特南意义理论的一个巨大进步。3.从奎因手中拯救了意义概念奎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发表对当代流行的分析———综合区分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普特南辩证地分析了奎因的观点，既肯定了奎因的思想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又指出了其批评走得太远，不利于哲学的发展，这典型地体现于奎因对待“意义”范畴的态度上。普特南认为，奎因的批评被奎因本人和其他一些人解释为具有这样的含义：随着分析———综合区分法的失败，“意义”这个概念也将整个地消失。
篇8：模糊逻辑的哲学意义及其应用价值初探
模糊逻辑的哲学意义及其应用价值初探
模糊逻辑的哲学意义在于推动了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猛烈抨击了哲学上的决定主义和逻辑强制性错误.模糊逻辑作为连续无穷的多值逻辑,它的`应用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应用价值在于能解决现实世界许多科学领域的软科学问题,为”三论“的实际运用和增强计算机的”活力“,提供强有力的工具.
作 者：刘宏全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政法系,陕西,西安,710061 刊 名：理论导刊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 年，卷(期)：2002 ”“(9) 分类号：B815.6 关键词：模糊逻辑 哲学意义 应用价值篇9：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分析论文
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分析论文
一、概念澄清
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不同。它不是逻辑，而是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哈克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内容曾作出分析并经陈波总结为两条：第一，研究逻辑学自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第二，研究怎么样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去解决一些传统的哲学难题。【4】具体来说，逻辑哲学的内容主要有：逻辑与非逻辑、蕴含和推理有效性、关于模态逻辑的哲学问题、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哲学问题、关于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逻辑悖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和本体论、专名和通名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共通之处
首先，三者的产生具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即都以现代数理逻辑的产生为历史前提，不管是分析哲学家，还是语言哲学家，抑或者是逻辑哲学家，绝大部分人有现代逻辑基础。其次，三者有许多相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者。它们具有一批共同的研究课题，如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现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弗雷格、维持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等，既是逻辑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最后，三者都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语言哲学家从句子出发，应用现代逻辑方法，使句法分析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威廉姆森建议逻辑哲学也应该专注于现代的科学逻辑学。他指的“科学逻辑学”是指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观念所统辖的那些论证。【5】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人工语言，同样也是现代逻辑方法的体现。
三、三者的区别
首先，对三者的界定不同。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都可以看做是一门学科，是语言、逻辑和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分析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流派。其次，三者的研究角度和目的不同。三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例，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分析哲学通过形式语言还原“存在”的本来面目，而逻辑哲学通过非形式语言来理解“存在”，并将本体论纳入存在问题研究领域中。逻辑哲学有构造理论的功能，这和分析哲学也有明显的区别。另外，三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分析哲学是为了更好的阐述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分析哲学家认为过往的哲学家之所以会对很多哲学问题形成争论，并最终使这些哲学问题无法解决而成为千古难题的原因，就在于自然语言有缺点。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理想语言。而语言哲学则至少要解决某些问题。再次，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不同。分析哲学反对建立理论体系，抛弃形而上学，而且反心理学。逻辑哲学使逻辑哲学化，不像分析哲学一样远离哲学，似乎希望通过逻辑来回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的有些问题语言哲学是不研究的，语言哲学的有些问题，分析哲学至少是不重点研究的，语言哲学不像分析哲学一样反心理学，反而是与心理学相融合的.。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和其他学科的交叉逐渐扩大。最后，三者的发展前景有所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分析哲学消亡了，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欠妥，事实上，分析哲学的很多原则已经渗透到当今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语言哲学也因为其触角延伸到其他领域而导致出现语言哲学的泛化。逻辑哲学因为两个学科的结合使得逻辑泛哲学化，逻辑的性质逐渐变弱，哲学的性质逐渐增强。但是因为其对现代逻辑的要求较高，使得一部分学者加强对现代技术的学习，加之哲学家的研究，逻辑哲学的形势一片大好。事实上，三者显然有很大的区别。在哲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做到澄清概念。虽然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从概念上、研究重点和目的、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以及发展前景方面都体现出差别。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严格区分，这是我们的学习态度。
篇10：逻辑哲学的研究进路论文
逻辑哲学的研究进路论文
一、哲学转向与分析哲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而分析哲学正是这次转向的先导者。
早在这次转向发生之前，西方哲学就已经经历了一次转向，那就是认识论转向。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哲学家们主要关心本体论问题，他们着力研究什么是最基本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虽然没有放弃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但是他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认识论问题，即研究人的认识的方式、范围、程度和可靠性。在近代哲学家看来，研究存在本身而不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无异于缘木求鱼。哲学家们对认识论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从而也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反而再次陷入了类似经院哲学的无休止的争论中。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批评对待哲学史的一种“肤浅”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却强化了这种“肤浅”的看法，在人们看来，黑格尔连同他的哲学体系不过是在这个死人的王国里徒然增加了一具新的尸骸而已。
到了十九世纪，哲学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危机。人们在哲学中看不到任何光明，很多人甚至对哲学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怀疑起来了。布伦塔诺对哲学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几乎普遍认为，它是在把肉眼凡胎无法透视的玄秘意境作为它所选择的目标。……大多数人相信，哲学，严格地说来不能看作是科学，他们宁愿把它看作接近于占星术或者炼丹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哲学家决心放弃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路，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哲学的出路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大部分哲学家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回答:按照科学的模式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孔德的实证主义、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是使哲学科学化的尝试，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使哲学科学化。分析哲学也是这种趋势的产物。分析哲学家们力图从语言分析着手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分析哲学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对各种语言形式，包括数学语言、自然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从而指出其有意义或无意义、真或假。分析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分析哲学泛指认为哲学就是语言分析的各种哲学流派，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用主义、日常语言学派，狭义的分析哲学则仅指它的初始阶段，即弗雷格的符号逻辑、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以及摩尔的日常语言哲学。这个哲学流派明确宣称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对象，从而开始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但是，分析哲学并不是西方近代传统的简单继续，它是一个全新的哲学流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其创始者弗雷格与罗素的缘故，分析哲学与数学，尤其是逻辑哲学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
二、分析哲学兴起的数学背景
分析哲学的出现是科学发展的产物，也是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而数学则成了分析哲学家们改造哲学所效仿的对象，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和罗素或者本身就是数学家，或者对数学十分精通。弗雷格1873年在哥廷根大学因数学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论文的题目是“论在几何平面上对想象图像的几何表述”。罗素自小就对数学有着特别的偏爱。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时，罗素拿到的是数学奖学金。弗雷格在晚年是这样描述他是如何从数学研究转向逻辑研究的。他说:“我开始是搞数学。在我看来，这门科学急需更好的基础。语言逻辑的不完善对这种研究是一个障碍。我在《概念文字》中寻求弥补。所以，我就从数学转向了逻辑。”罗素和弗雷格相似，他相信在数学中有真理，通过对数学的逻辑基础的研究，人们会建立起一种统一的、不存在争议的知识体系。他说:“数学是—我相信—永恒和确定真理的信仰的主要源泉，也是对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之信仰的主要来源。几何学处理真正的圆，但任何可感的物体都不真正是圆的;无论我们多么仔细地使用圆规来作图，仍然会存在瑕疵和不规则之处。这表明了如下的观点，即所有完美的论证只是适用于与可感物体相反的理想物体;进而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思想比感觉更高贵，并且思想的对象比感觉感知的对象更真实。
第二，从伽利略和笛卡尔时代开始，数学就被公认为是科学知识的样板。在人们看来，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从数学到几何学，它的每一个公理都具有绝对的明晰性，它的每一步运算都具有严格的逻辑性，而且数学理论是可实证的理论，数学理论的经验运用充分显示出它是一门精确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莱布尼兹曾经设想以数学为基础建立一种普遍的语言，借助这种语言，所有推理的错误都成为计算的错误，从而这种普遍语言能很快消除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的精神能力。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更是把数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柯亨看来，数学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学不过是继续和发展了数学所发挥的方法论原则。数学方法不仅可以对量化的事物和事态进行精密的计算，还可以用来证明物理学家眼中的“物质”。这种“物质”，如原子、分子，并不是被感觉到的实在，而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只有用数学无穷小的推演才能证明。新康德主义者甚至断言，数学不是发现了一个世界，而是创造了一个世界。
因此，从以上这两个方面看，分析哲学从数学着手致力于使哲学科学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和深厚的传统。
三、从逻辑哲学看分析哲学的兴起
首先，分析哲学不是像新康德主义所做的那样，直接地把科学理论，特别是物理学理论归结为数学理论，而是致力于数学的基础—逻辑的研究。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数学是一种语言，不过这种语言以数和形的形式显示着另一种语言，那就是逻辑。逻辑是数学的基础，数学是逻辑的运用。逻辑不仅是数学语言的基础，也是一切语言的基础。因为语言作为思维的表达，总是以服从逻辑为前提的。人们不能非逻辑地思想，从而不能非逻辑地言说。如果能够把隐藏在数学语言背后的逻辑揭示出来，那么原则上就可以把一切语言背后的逻辑形式揭示出来。弗雷格对此有着清楚的表达。他说:“我们可以把算数的、几何学的、化学的符号看作是莱布尼兹思想在个别领域的实现。这里建议的概念文字为这些符号增加了一种新的符号，而且这种新符号处于中心的位置，它与所有其他符号邻接。因此由此出发着手填补现存形式语言的空缺，把它们迄今分离的诸领域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形式语言的领域，并且扩展到迄今缺少这样一种形式语言的领域是很有希望成功的。”弗雷格这里所说的概念文字就是一种形式化语言，即数理逻辑或者说符号逻辑。
其次，分析哲学通过对数学的逻辑形式的研究创建了这种新的逻辑。弗雷格是最早致力于总结数学背后的逻辑形式的哲学家，他的《概念文字》的副标题是“一种模仿数学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建立了现代数理逻辑的雏形。弗雷格把数学的函数概念引入逻辑并发展了量词理论;他区别了对象语言(演算里的语言)和语法语言(讲述演算所使用的`语言);他从集合论的角度利用“遗传性”定义了数的序列;他还论证了一些演算规则，如分离规则等。这样，弗雷格就基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逻辑演算体系。王路在谈到弗雷格的贡献时指出，传统逻辑由于使用自然语言，把逻辑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内容混杂在一起，使它的发展十分缓慢，“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则为逻辑提供了一种可以精确描述包括复杂概念的命题形式和精确表述推理形式的形式语言，这是一种用关系符号补充数学形式语言而构造的逻辑的形式语言，它使逻辑从此走上形式化的道路”罗素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对数理逻辑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他和怀特海合著的三大卷《数学原理》在用逻辑说明数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罗素和怀特海认为，从先前的逻辑公理中不能直接推导出数学，他们在原来的逻辑公理中又增加了两个新公理，即无穷公理和选择公理(乘法公理)，这样就推导出康托尔集合论、一般算数和大部分数学。
第三，分析哲学家利用符号逻辑这一新工具进行对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语言的分析，开展了一场规范语言的活动。弗雷格很早就看到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不规范都是妨碍人们正确思维的重要因素。在“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一文中，他把日常语言比作人手，把逻辑语言比作机器手，他说人手虽然能做很多工作，但是它的工作质量却远不能和何机器手相比。机器手的部件是坚硬的，没有人手的灵活性，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做出精度极高的产品。用符号语言代替日常语言同样是出于满足语言精确性的需要。他说:“旧常语言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排除任何歧义，内容不能脱离这个系统和严格的逻辑形式。”
在规范语言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罗素认为，日常语言中有许多句子以其表面上的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真正的逻辑形式，带有摹状词的句子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摹状词和专名不同，专名有三个特点:(1)直接指称说话者亲知的对象；(2)能够保证所指称对象的存在；(3)是一个没有内部结构的简单符号，它直接指称一个个体，这个个体就是它的意义。摹状词恰好相反:(1)不直接指称说话者亲知的对象，只是描述对象的特征；(2)不能保证对象的存在；(3)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复杂符号。罗素指出，摹状词其实只是一个不完全符号，为了揭示摹状词的真实意义，必须对摹状词进行分析，具体方法是通过定义法消除摹状词，把一个包含有摹状词的命题还原为一个没有摹状词出现的命题函项。譬如，“《威弗利》的作者存在”这句话可分析为:(1)至少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2)至多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3)恰恰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这样，摹状词“《威弗利》的作者”就被这三个短句消除了。它表明了原来句子中真实的逻辑形式，即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单称语句，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形式，一个由几个简单命题构成的合取命题。
第四，根据新创立的符号逻辑，分析哲学家主张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他们宣称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它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伪命题，必须彻底改造传统哲学并建立一种新的哲学。罗素认为，这种新哲学或者既是逻辑的又是经验的，或者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干脆就不把它称之为哲学，而称之为一种活动，它的任务就是进行语言分析。下面本文以罗素逻辑哲学思想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一方面，强调哲学的逻辑性。
罗素符号逻辑是从一些最简单的公理出发，根据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命题系统。按照这个原则，罗素建立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他说:“我称自己的学说为逻辑原子主义的理由是因为我想在分析中取得的作为分析中的最终剩余物的原子并非物质原子而是逻辑原子。某些这样的原子就是我称为‘殊相’的东西(如很小的颜色片、声音、瞬间的事物)，而还有一些原子是谓词或者关系等。其要旨在于我想取得的那种原子不是物理分析的原子，而是逻辑分析的原子。”罗素认为世界是由许多事实组成的。他所说的事实不是事物，而是某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物与他物具有某种关系。在罗素看来，说某物就是某物并不能构成一个命题，只有说某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物与他物具有某种关系才能构成一个命题。显然，罗素是从逻辑的需要出发来界定事实的。罗素指出，事实可以分解为最基本的原子事实。原子事实是构成世界的原始材料，也是分析方法所能达到的最基本的复合实体。罗素还指出，事实就是事实，它无所谓真和假。真和假不存在于事实中，而存在于表达事实的命题中。如果一个命题和它所陈述的事实相符它便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命题是对事实的断定，所以存在真假问题。
罗素认为，和原子事实相对应的命题就是原子命题。原子命题是最基本的命题单位，它的特点包括:(1)一个原子命题不能从另一个原子命题中推出；(2)一个原子命题只有一个动词。原子命题的职能就是陈述原子事实。罗素指出，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原子事实组成的，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不过尽管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人们毕竟还是可以陈述这些关系，譬如，“如果天下雨，那么我就带上我的伞”。这里，人们用逻辑连词“如果……那么”把两个原子命题连接起来，用以陈述两个原子事实的关系。罗素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子命题由联合而成形成的综合命题称为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特点是必须有“并且”、“如果……那么”、“非”等逻辑连词。他指出，分子命题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即分子命题的真和假，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和假。罗素认为，原子命题的真假需要和原子事实相参照，但分子命题的真假则不必直接参照原子事实，只要通过逻辑演算就可以确定。为此，他制定了一个确定分子命题真假的真值表。例如，如果以P,Q分别作为一个原子命题，那么合取命题中只有当P, Q皆真时才方为真;析取命题中只有P, Q当皆假时才方为假;蕴含命题只有在P真、Q假时才为假，其余皆为真;等值命题只有在P, Q皆真、皆假时才方为真，其余皆为假，等等。
在罗素看来，从理论上说，一切知识都可以在原子命题和它们的真值函项的复合体中得到陈述。他说:“如果我们已知一切原子事实，而且已知除我们所知者外别无其他原子事实，那末我们在理论上应当能够借助逻辑而把其他一切真理推出来。”
另一方面，强调哲学的经验性(实证性)。
罗素后来又提出了“中性一元论”用以补充和完善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所谓“中性一元论”，就是认为任何事实都是经验的事实，都可以还原为经验。罗素说:“物理学一直在使物质的物质性减弱，而心理学则一直在使精神的精神性减弱。因此物理学和心理学一直在从两端彼此靠拢，使得威廉·詹姆士对‘意识’的批判中所暗示的‘中性一元论’之说更有可能成立了。精神与物质的区别是从宗教转到哲学中来的，尽管在过去一段长时间内这种区别似乎还有确实的理由。”
从詹姆士式的经验主义出发，罗素把最简单的经验要素称为“事素”(他也称为“感觉与料”)。他认为无论是物理学的还是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对这些中性的“事素”解释，二者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词陈述着同样的经验事实，因此二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因此，从以上介绍中我们看到，罗素是按照科学的模式来改造哲学的。在他看来科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的逻辑性，一个是它的经验性(实证性)，哲学只有符合这两条原则，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他说:“以上我谈的是现代分析经验主义的梗概;这种经验主义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数学，并且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从而对某些问题便能得出明确的答案，这种答案与其说有哲学的性质，不如说有科学的性质。现代分析经验主义和体系缔造者们的各派哲学比起来，有利条件是能够一次一个地处理问题，而不必一举就创造关于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论。在这点上，它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相似。我毫不怀疑，只要可能有哲学知识，哲学知识非靠这样的方法来探求不可;我也毫不怀疑，解这种方法，许多古来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初所经历的的语言学转向肇始于分析哲学，而分析哲学的兴起则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主导的色彩，从其兴起的历史演进，我们又可以看出，分析哲学的兴起与数学，特别是逻辑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逻辑哲学不仅是分析哲学兴起的内在技术支撑，同时也是分析哲学兴起的主导动因。
篇11：构造性数学及其哲学意义论文
构造性数学及其哲学意义论文
摘要：本文在介绍了构造性数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它的数学原则和数学基础，表明了可构造性的数学底蕴。最后通过对构造性数学产生的原因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分析，论述了构造性数学的重大意义，同时评析了我国学术界对它的一些认识。
关键词：构造性数学 递归函数 可靠性
一，构造性数学的产生与发展
构造性数学是现代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的根本特征就是对可构造性的强调。所谓可构造性是指能具体地给出某一对象或者能给出某一对象的计算方法。即当我们把能证实“存在一个X满足性质A”的证明称为构造性的，是指能从这个证明中具体地给出满足性质A的一个x；或者能从此证明中得到一个机械的方法，使其经有限步骤后即能确定满足性质A的这个x来。反之，经典数学（非构造性数学）中的纯存在性证明被称之为非构造的。非构造性证明主要是通过使用反证法来实现的。人们一般把这种强调可构造性的数学称为构造性数学。
构造性数学最早起源于一种构造性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康德那里。康德认为，数学的最终真理性在于数学概念可以通过人的智慧构造出来。他说：“数学必须根据纯粹直观，在纯直观里它才能够具体地，然而却是先天地把它的一切概念提供出来，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这些概念构造出来”。又说“数学知识是从概念的构造得出来的理性知识。构造一个概念，意即先天地提供出来与概念相对应的直观。”（〔1〕，第39页）后来，19世纪德国的克罗内克进一步指出：“上帝创造了整数，其余都是人做的工作。”主张自然数与数学归纳法是数学最根本的和直观上最可信的出发点，其它一切数学对象都必须能在有限步骤内从自然数中构造出来，否则就不能作为数学对象。由此克罗内克把许多数学成果划到不合法的行列里，如无限集合、纯存在性证明等。但由于他批判的多建设的少，故其思想在当时并未产生很大影响。另外，彭加勒、勒贝格等大数学家也都是倡导构造性数学研究的有名人物。但是，所有这些人提倡的大都只是一种数学哲学的思想，他们实际的数学工作并未严格地遵循自己的哲学思想。因此，现代意义的构造性数学应以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为开端，迄今，在构造性数学的研究领域里，由于宗旨、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已经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学派。最著名的除了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以外，还有希尔伯特的元数学、毕晓普等人的构造性数学以及马尔科夫的算法论等。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和希尔伯特的元数学，我国数学哲学界普遍比较熟悉，故本文不再表述。这里我们仅就后来发展起来的毕晓普、马尔科夫的构造性数学作些简述。（〔2〕、〔3〕第101—109页）
以毕晓普、迈希尔等人为代表的构造性数学是一个与早先直觉主义数学齐名但又不同于它的新的构造性数学。他们的构造性数学研究是在数学领域中，用普通逻辑于可编码的对象和递归函数。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数学的奠基问题，而是要用构造性方法来研究数学。他们把构造性数学看成古典数学的一个分支，在这个分支中所讨论的对象都要求是可计算的。以毕晓普的工作为例，他认为只证明一个数学对象在逻辑上必然存在是不够的，还必须拟定一种有限而机械的办法把这个对象构造出来。他不用非直观的概念来重建数学，而是从标准的算术规则和有理数出发，通过避开“理想”观念并不断地检验从直观生成的对象和定理，逐步地进行构造，以求得数学的可信性。他与布劳威尔不同，他不去全盘地否定康托的集合论，而是把它加以改造，使之具有构造的合理性。如确定一个集合，原来康托的朴素定义只要求给出一个判别集合中元素的规则即可，而毕晓普认为还应要求拟定出一个办法来真正构造集合的一个元素并证明集合中两个元素是不同的。这样，则可使康托集合论中的一条最有争议的公理——选择公理成为完全可以接受的了。他们把经典数学的基本概念算法化，并从而考虑哪些定理在构造意义下仍然成立，哪些定理不能成立以及如何改造等，由此发展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有价值的数学。1967年毕晓普的《构造性分析》的出版，标志着这一新的构造性数学的建立，而随后《构造性泛函分析》的问世，则表明了这一领域的新进展。
构造性数学的另一个新体系是由马尔科夫、沙宁创建的。他们的构造性数学研究是以算法概念为基础的，即把其它一切概念都归约到算法之上。在马尔科夫那里，所有的定义都用日常语言表达，所有引用实无穷的话都严格地避免，并采用了直觉主义逻辑。他们对构造分析学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对于许多数学分支的算法化以及制定构造逻辑的语义学都作了很可观的工作。如他把实数定义成一种逐次逼近的算法，实函数也就等同于一个算法。他的正规算法就是目前少数几个力量最强的精确化的算法概念。
以毕晓普、马尔科夫等人为代表的构造性数学，是对早先直觉主义数学的发展、扬弃。它一方面承继了直觉主义的基本主张，强调在构造数学内部要求“证明存在一个具有性质P的x，必须指出一个有限的方法来构造x，以及找出一个有限的方法来证明x具有性质P”。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直觉主义数学，它不象直觉主义数学那样极端地要把全部数学都“构造化”，他们只是想从构造性的角度建立一门有别于传统数学的新学数学，因为在他们看来，从构造的观点来研究，对许多老问题都会有新的见解。他们认为构造性数学和非构造性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两大倾向，是可以并行发展和相互促进的。
二 构造性数学的原则与基础
如前所述，对可构造性的强调是构造性数学的根本特征，其实也可以说，这就是构造性数学的基本数学原则。它要求一个关于“存在一个具有性质P的x的证明”，必须解释x的构造是怎样实行的。这与通常“纯粹存在性证明”的做法不一样，在那里，一个具有性质P的x的存在性是通过采用指出假设“x不存在”就会导致矛盾的办法来证明的。从构造性的观点看，后一证明只是表明“x不可能不存在”，但是它并未给出寻找x的办法。此外，甚至有了这样一种办法，构造主义者还必须采取一些附加的构造性办法来证明x具有性质P。因此，仅仅证明如果x不具有性质P就会导致矛盾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充分认识构造性数学与非构造数学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差别，我们有必要用一个例子给予说明。如代数基本定理：
任何复系数的非常数多项式f至少有一个复根。 （Ⅰ）
对于（Ⅰ）最著名的非构造性证明是，假设f不取零值，把刘维尔定理用于f的倒数，得出1／f是常数，于是f是常数，矛盾，证明完成。从构造的观点看，这里证明的并不是代数基本定理，而是较弱的命题：
不取零值的复数上多项式是常项。 （Ⅱ）
因为上述证明不能帮助你计算100阶多项式的根，它没有给出多项式求根的方法。但是布劳威尔却对于首项系数为1的多项式的代数基本定理给出了一个构造性的证明（证明的大体思路可参见文〔4〕）。有了这个证明，就可以求任意阶（如100阶）多项式的根了。
应该指出，每一个构造性证明也是同一命题的一个经典证明。布劳威尔的证明也是代数基本定理的一个经典证明。尽管布劳威尔的证明确实比用刘维尔定理的证明更长，但它也告诉了我们更多的信息。代数基本定理在构造性数学中被布劳威尔解释成：有一个适用于任何复系数的非常数多项式f的有限方法，我们能够用以计算f的根。
以上只是我们例举的一个例子，其实每一个经典定理都是向构造性数学提出的一个挑战：找出一个构造性的说法，并给它以一个构造性的证明。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找出经典定理所对应的构造性内容绝非易事。许多经典的定理至今也看不出将其进行构造性改造的途径，如佐恩引理等。故在构造性数学内部不得不暂时将这些有意义的经典数学内容排斥在外。但应指出，这种排斥并非逻辑的、必然的排斥。
另一个重点问题是构造性数学的数学基础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构造性数学的可靠性，以及可构造性何以能够得以实现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分两部分来谈。
首先，我们来看直觉主义数学的数学基础。众所周知，直觉主义数学是以自然数理论为其数学上的出发点。因此对于直觉主义数学的建构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依据构造的标准在自然数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实数理论，因为实数理论是整个分析学的基础。有理数的构建是容易的，只要把有理数作为整数对引进即可。关键是如何在构造意义下给出实数和实数连续统的概念。为了构造实数概念，布劳威尔首先独创了“属种”的概念以取代康托集合概念。所谓属种就是按照构造性的标准重新定义的一种集合：它等同于已构成的数学对象所可能具有的一种性质，依据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有效地去确定这些对象是否属于这一“属种”。进一步布劳威尔引进了“选择序列”的概念：“在任何时刻，一个选择序列a系由一个有穷的节连同对它的延伸的若干限制组成”。如此，布劳威尔便以“有理数选择序列”取代了经典分析中的有理数柯西序列概念，并称之为“实数生成子”。于是构造意义下的单个实数就被定义为实数生成子的一个等价属种。实数连续统的概念建构的比较晚，直到1919年，布劳威尔才利用“展形”概念巧妙地建构了符合构造性要求的连续统概念（具体的建构方法可参见〔5〕第168—170页）。在那里，每个可能的选择序列就是一个可构造意义下的`单个实数，而整个展形就是可构造意义下的实数连续统，两者是同时构造出来的。所谓展形，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自由选择序列”——其中没有对元素的生成作任何限制，而只是要求这种延伸能按照自然数的次序进行下去。这样，作为这种自由选择的结果就不只是某个特殊的序列，而是各种可能的序列。实数理论的重构，为直觉主义数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至此，或许有人会认为直觉主义数学的基础已经得到圆满的重构和解释，其实不然，因为直觉主义者对其一直强调的“可构造性”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直觉主义者外尔就曾认为：“反唯象论的构造方法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它所依据的最终基础仍是一个谜，甚至在数学中也是如此。”（〔6〕，第112页）人们对于什么是“直觉上可构造的”这一根本性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有的构造主义者认为，真正的数学是不应包含“否定”概念的，因为任何否定性的命题（按布劳威尔、海丁的解释，命题一p就意味着“我们给出了这样一种构造。由证明p的构造出发就会得出矛盾”），都假设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构造（证明p的构造）。另外，也有的直觉主义者对前面提到的“自由选择序列”（展形）提出了怀疑，但不借助这一概念直觉主义的实数理论就无法得到重建。之所以人们对什么是直觉上“可构造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其原因就在于“可构造的”只是一个不精确的日常用语，因而会被不同的人作不同的理解。尽管在直觉主义者看来，这一概念是无需解释的，也是不可解释的，但在非直觉主义者看来，却有着进一步解释的必要。这里我们仅简单地介绍克林的解释。如所周知，直觉主义概念全部都被归约为一个基本概念，这就是“构造”。然而直觉主义者只是隐蔽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克林等人的解释就是要把这种隐蔽的归约公开化。由于整个解释过程繁长，故只给出其结论（详见〔3〕第97—98页，〔7〕第545—551页）。克林的结论是：直觉主义的构造等同于部分可计算函数。进一步，按他的解释，布劳威尔的“自由选择序列”不过是任意的序列；布劳威尔的函数则是部分可计算函数。克林指出，只有存在相应递归函数的公式才能在直觉主义系统内证明。由此，直觉主义数学的基础就被克林归约到相递归函数或可计算函数之上了。另外，哥德尔对构造性也作了类似于克林的解释，不过哥德尔可容许构造的类要宽得多，他不是把构造等同于可计算函数，而是等同于可计算泛函（〔3〕第99—100页）。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后期构造数学的基础。直觉主义数学之后的构造性数学表现出多元的倾向，它们容许的数学对象也更宽，采取的构造性方案也各有特点。这里我们无意对它们的细节进行考察，只是想简要地分析一下各自的数学基础。斯派克是直觉主义数学之后较早表现出构造性倾向的数学家之一，他在1949年就考察了一类较窄的实数，他称之为原始递归实数。它以（1／2）［n］的精度来逼近：
其中f′、f″、g均是原始递归函数。他还考虑了其它各种类型的逼近，如用级数f［，（n）］／g［n］部分和来逼近。罗宾逊（1951年）、里斯（1954年）等后来又给出了更广一类的实数，称为可计算实数，也是利用递归函数进行逼近而得出的。不过为了建立构造性分析学，更主要的是要给出构造意义下的函数乃至泛函的概念。巴拿赫和马祖尔在1959年给出了一个叫可计算实变函数的概念（〔3〕第103页）。克林也考虑了一类部分可计算泛涵，这些泛函使每个函数f都与一相对于f可计算的部分函数相关联。到了60年代，构造性数学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首先迈希尔与德克创立和发展了一种整数集的递归等价物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特点是用整数集换任意集，用部分递归映射换任意映射。1967年毕晓普出版《构造性分析》，开创了构造性数学的新时期，而他的构造性数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把一切数学对象都化归为可编码的对象和递归函数。后期构造性数学中另一个体系是马尔科夫、沙宁创建的算法概念为基础的理论。他们采纳的也是构造性逻辑，但他们把一切概念都归约为算法这个概念。马尔科夫提出的正规算法就是目前知道的最有力量的少数几个算法之一。现已证明，正规算法与前面提到的递归函数或可计算函数都是等价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就可以不作区分地讲，构造性数学的基础是递归函数或算法。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构造性数学的基础归根到底是递归论。或者说，所谓构造性、可构造的与递归性、可递归的是相互等价的。这就是我们对构造性的理解。有了这样一种解释，我们也就基本了解了“构造性”的真实涵义。尽管从哲学上讲，它可能还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但从实践、操作的角度讲，它就是递归性，进而也就是能行性。
三、构造性数学的意义及其它
在对构造性数学的意义作出评述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1．构造性数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2．构造性数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在经典数学如此成功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构造性数学？构造性数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确实是对构造性数学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了解决由于集合悖论的出现而引发的第三次数学危机。这是布劳威尔直觉主义数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对此，大家已比较熟悉，无须多言。然而这只是一个表层的原因，事实上还有以下更深刻的哲学原因。二、为了解决数学概念和方法的可靠性问题。由于集合悖论的出现，使得直觉主义者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什么是可靠的或可信的数学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存在必须被构造”。因此，只有经过构造性检验的数学才是可靠的。这样一种认识论主张，是构造性数学产生的根本原因。三、纯存在性证明的局限性是构造性数学、尤其是后期构造性数学产生的重要原因。大家知道，纯存在性证明只能让人知道某个方程的根是存在的，但如何求解以至能不能求出这个根均是未知的。构造性数学就是针对纯存在性证明的这个缺陷，提出要证明一个方程的根是存在的，就必须给出求解它的有效方法。四、从构造性数学的角度看经典数学，会产生许多新的见解、新的方法，这不仅可以获得对数学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可以促进两类数学的共同发展，这是后期构造性数学产生的又一原因。以上这些原因概括起来也就是两点：一、经典数学本身的不足；二、“存在必须被构造”的认识论信念。我们认为，正是这两个根本原因，引发了在本世纪产生的构造性数学。
从对构造性数学产生原因的以上认识，不难看到，早期构造性数学所要解决的就是数学基础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确立数学的可靠性。后期构造性数学的目的没有这么强，它们不再去解决数学的基础问题，而只是用构造性方法来研究数学，建立一门与经典数学平行的构造性数学。在数学可靠性问题上，尽管后期构造主义者并不完全赞同布劳威尔的哲学主张，尤其是“原始直觉”观念，但他们还是吸取了“存在必须被构造”的可靠性观念。因此，确立数学的可靠性依然是后期构造性数学的目的之一。那么构造性数学是不是解决了它想要解决的问题呢？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到构造性数学的重大意义和特殊价值。我们先来看看早期构造性数学是不是解决了数学的基础问题。或许有人会对此问题的提出感到奇怪，不是早就说直觉主义同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一样都已失败了吗？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尽管在人们为数学大厦寻找基础的一个世纪以来，直觉主义已遭到世界数学界多数人的反对，但它的“失败”不同于与其齐名的逻辑主义、形式主义的失败。后两者的失败是逻辑地注定了的失败，而直觉主义的“失败”仅仅是因为其“过于谨慎而一时”地拒斥了许多被认为很有意义的经典数学，它在逻辑上并没有被宣告失败。现在完全追随布劳威尔的人几乎没有了，但新的构造性数学的发展正方兴未艾。如果这类构造性数学能够取得全面的突破性的大进展，谁又能保证直觉主义数学不会“卷土重来”？事实上，相信构造性数学可能会获得成功的人是始终存在的，且不说构造主义者本身，非构造主义者，如克林也相信：直觉主义地重建经典数学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7〕第55，551页）。由此我们认为，构造性数学依然是重建数学基础的一个可能的途径。那种认为直觉主义计划已彻底破产的认识是过于武断的。
后期构造主义者试图建立一门与经典数学平行的构造性数学，我们认为这一计划正在实现的过程中，近来构造性数学成果的不断涌现就是证明。构造性数学产生的意义，不仅在于出现了一门新的理论、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并获得了许多新颖、深刻的成果，同时也在于构造性的成果更便于应用。提供解法毕竟比单纯的存在性证明要有意义得多。由此可以说，构造性数学弥补了经典数学的不少缺陷。联系到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这种构造性数学的研究就更有其深远意义了。无怪胡世华教授说：“在非构造性数学的研究中，构造性成分越多的部分往往对自身的发展也越有意义”。（〔8〕第268页）
进一步，构造性数学是否达到了它最初的确立数学可靠性的根本目的呢？由于数学的可靠性问题已远远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学技术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答案，对构造主义者的回答人们也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故这里我们只是给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们认为，在哲学上，构造性数学的产生提出了一个新的“可靠性”观念。直觉主义者认为，一切非构造的存在，都是“超出一切人类的真实可行的‘绝对’，”正是因为相信了这样一种“绝对”，经典数学才“远远地不再是有真实意义的陈述句以及不再是建基于明证之上的真理了。”（〔7〕第50页）为此，直觉主义者强调：存在必须是被构造。认为只有一步一步（有限的）构造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可靠的。他们把经典数学中的“纯存在”视为一种无异于形而上学的东西。黑丁就曾明确指出：“如果‘存在’不是意味着‘被构造’，那就一定包含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9〕第241页）在黑丁看来，对这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存在去讨论，或判定它是否可以接受，这不是数学的任务，认为应该“把数学当作某种比形而上学简单得多、直接得多的东西来研究”。为此，直觉主义才突出地强调应从非构造性向构造性化归。我们认为，这是在从数学认识论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可靠性标准或观念。这种标准或观念从实用或操作的意义上讲，是颇具合理性的，是应该得到采纳的，它对“信息时代的数学”（胡世华语）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当然，这也并不妨在经典数学中人们有时（即不得已时）可以采用更灵活的可靠性标准。但我们认为，可构造性是一个更可靠的可靠性标准，应该成为数学家和哲学家评判数学可靠性的第一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第二、第三等更灵活、更弱的标准，不同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么何以见得可构造性就是更强的可靠性标准呢？构造性数学就真的比经典数学更为可靠、更具可接受性吗？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构造性数学的原则远较非构造性数学严格，构造性数学成立的每一定理对于非构造性数学也成立；反之，非构造性数学中成立的定理却不一定在构造性数学中成立。因此，构造性数学实际上成了非构造性数学的一个真子集。另外，从逻辑基础的角度讲，直觉主义逻辑的公理和定理在经典逻辑中都成立，反之却不然。因此，直觉主义逻辑是经典逻辑的一个真部分。我们认为，这些理由完全可以表明，以构造性为可靠性标准而建立的定理比经典数学中的定理更可靠。
我国数学哲学界对构造性数学及其哲学主张评价普遍较低，其原由不外乎这么几点：1．直觉主义数学排斥了一大部分具有应用价值的经典数学。2．排斥了实无穷和经典逻辑。3．与经典数学相比，构造性数学显得繁琐和复杂，对经典数学的构造性改造极为缓慢，难以成功（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些并不构成对构造性数学及其哲学主张的否定。对此可以简要地分析如下：首先，构造性数学是一门全新的数学理论，它的逻辑基础、数学原则和哲学主张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经典数学。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构造性数学的独特性。有什么理由说，选择实无穷就是对的，而选择潜无穷就是错的？又有什么理由说，选择经典逻辑就是科学的，选择构造性逻辑就是不科学的？我们没有超越实无穷和潜无穷的“绝对无穷观”，也没有超越经典逻辑和构造逻辑的“绝对逻辑”，我们没有终极的绝对的参照系。实际上，反对潜无穷只能是站在实无穷的立场上，反对构造性逻辑也只能是站在经典逻辑的立场上。但反过来也是可以的。因此，我们最后判别是非的立足点只能是实践——数学的内部实践和外部实践。不管是实无穷、潜无穷，也不管是经典逻辑、构造逻辑，只要以它们为基础能够建立起自相容的理论，并能够得到有效的应用，那么我们就要承认它们。说构造性数学显得繁琐和复杂，这也不是绝对的，如复分析中对毕卡大定理的构造性证明就显得更为直观，它的非构造性证明虽然较短，但却利用了一种称为椭圆模函数的较高深的数学工具，后来虽然也有了几种浅显的证明方法，可又都非常繁复，而相应的构造性证明却要更加自然，只用到了解析函数的基本性质。说构造性数学进展缓慢、难以成功，这并不意味着构造性数学不能成功。何况它在内容上的复杂和进展上的缓慢是有原因的：每一个构造性证明都比纯存在性证明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更实用的信息。因此我们把构造性数学的复杂和缓慢看作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实用的信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应该承认，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至于说到直觉主义数学排斥了一部分有价值的经典数学，我们说这并非直觉主义数学的过错，因为对部分经典数学的排斥并非逻辑地注定了的，谁又能保证这不是由于对经典数学的构造性改造太慢而造成的呢？如果是这样，今天被排斥的东西到明天就不会再排斥。如果排斥是必然的，则正说明构造性数学的独特性，说明数学具有构造性和非构造性两个不同侧面，说明这两种数学确实存在不可化归的关系。
也许会有许多人说，他们反对的只是直觉主义的哲学主张。在我们看来，直觉主义哲学除了它所主张的潜无穷观和构造性逻辑外，就是这么两点：一、存在必须被构造；二、原始直觉是数学的基础。关于潜无穷观和构造性逻辑前面刚刚谈过，不再重复。一些人对直觉主义者把可构造性作为数学理论可靠性的标准表示反对，前面我们也进行了反驳，并指出了可构造性是更强、更可靠的可靠性标准。至于提到“原始直觉是数学的基础”这一哲学主张，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区别它的两种不同涵义：一是从数学发生学的角度讲，数学是产生于人类的原始直觉，原始直觉是产生数学的基础。二是从数学认识论的角度讲，数学的可靠性根源于人类的原始直觉，原始直觉是保证数学可靠性的基础。我们认为，直觉主义者在讲“原如直觉是数学的基础”时，包括了上述两层意思。不过我们认为，上述两层意思中，前者是可接受的（对此我们将另文专论），后者是错误的。原因正如波普尔所说：相信知识在发生学或心理学上是先验的，这是对的；但认为知识都能先验地正确，就大错特错了。源于人的直觉的数学，如果没有被逻辑地构造与证明，它就没有获得必要的可靠性。但联想到直觉主义者随时都在强调可构造性，因此他们在哲学上的一些错误并不会影响到其数学的可靠性。说直觉主义哲学大体上是可接受的，还有一个有力的理由，即在这种哲学主张的基础上而建立起的直觉主义数学，并未象经典数学那样一再地发生危机——出现悖论，它是自相容的。
美籍华人王浩先生曾认为，构造性数学是做的数学，非构造性数学是在的数学。对此，我国著名数学家胡世华先生给予了如下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数学的在是信息模式和结构的在；数学的做是信息加工。构造性数学的倾向是用数学取得的结果把结果构造出来，侧重于思维的构造性实践，非构造性数学的倾向是数学地理解问题和规律，建立数学模型，形成数学理论体系，追求科学思想”。（〔8〕第267页）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比较客观的。但应进一步指明的是，构造性数学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总是直接因袭标准的非构造性数学。事实上，构造性数学不是命中注定永远要靠坐吃经典数学这个老板来发展。这两类数学的关系是共生性，而非寄生性的。构造性数学的发展还不足百年，相信它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突破。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参考文献
〔1〕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有关条目。
〔3〕 莫斯托夫斯基：《数学基础研究三十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
〔4〕 D.Bridges、R·Mines：“什么是构造数学？”《数学译林》1986年第4期。
〔5〕 徐利治：《数学方法论选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年。
〔6〕 外尔：“半个世纪的数学”载《数学史译文集》（续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
〔7〕 克林：《元数学导论》上、下册，科学出版社1985年。
〔8〕 胡世华：“信息时代的数学”载《数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9〕 引自夏基松、郑毓信：《西方数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
篇12：论庄子的技术哲学及其现代意义
论庄子的技术哲学及其现代意义
发布时间： 2003-5-1 作者：秩名
1．导论
庄子对技术的见解，可发见于其关于知识的论议。在区分假知与真知时，庄子曾以技
术为典型来说明后者。故将见庄子 的技术观，须检讨庄子的知识论及认识论。
在韩国学术界，对于庄子的认识论，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评价。其一是肯定的评价，认
为出现在《庄子》中的各种言论，追从着他的形而上学见解，对语言的界限进行了批判，
提出超越日常的知识乃是语言之外的神秘知识；其二是否定的评价，认为出现在《庄子》
中的各种言论，虽然能够纳入其形而上学的固有体系，而且也符合语言的界限，但其中所
标榜的超越性和神秘的语言之外的知识，是绝不能肯定的。兹举例如下：
在老子与庄子看来，不即是知，不知即是真知。因为老庄之道，既然肯定了在先的
超越之存在，那么所要认识的是无规定的存在之知，而超越一体的知，即是超越的知、
无界限的知。否定知的，乃是否定知的知。而否定知的知本身也就内在地包涵着知道的
知，因而否定知的本身的知即是老庄所谓的真知。
故在老庄看来，真的意义的知，乃是不可言表的“知”。因之，引为“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他们（老子与庄子）所谓在言语之前的认识，是自明的事实。可是，其概念并无
意义。因为意识直接地碰到其对象的这种直观，只是一个现象，不过是自然现象内的
一种现象，决不能称作认识。任何对象只有在语言中被陈述为什么什么时，我们才能
说它之于认识。……即使让步百步……庄子的认识论值得给予高度评价，可是，对我
们的认识更重要的问题，是存在全体，即并非如何认识道的问题，而是明确地依据语
言来认识道之存在全体是如何组织的问题。
上述引文所征引的这些态度，看起来似乎只是特定研究者的立场。事实上，应该看到，
这些独自的评价起因于评价者所接受的认识论的态度。更具体地说，显然易见的是，那些
定向东方哲学的研究者，一般可能采取前者的立场，而定向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则是后一种
立场。
本篇文章的立场并列于前两种方向之间，试图提出第三种新的可能的理解方向，此方
向是以庄子对技术的见解本身为线索而得出来的。勿庸讳言，这篇文章所具有西洋哲学的
背景乃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故在倾向上接近后一种方向。然而它又异于西方哲学以理性为
中心的一般传统，而是以技术为中心展开讨论。因之，本文既基于西方哲学的议论，又多
少异于定向于西方哲学研究者的方向。此外本文还有一不同之处，即期在后者方向，加予
相当的具体性。根据这一具体性，这篇文章也要预料庄子的哲学在东方技术界的影响。兹
今，经过技术发展的负作用，我们有必要重新吟味庄子技术观的现实意义。
2．桓公和轮扁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所读为何
耶？”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
者，故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
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
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
已夫！”
在论及庄子的认识论时而常被引用的 这则寓言，就其字面意思来看，它尝试着探问，
我们通过语言文字，能不能把握前人的精神。勿庸置疑，其回答是否定的。就此而言，从
东方哲学传统来解释，大概是所谓“人之心不可表现于文字，精神的境界往往不可用固定
的方式传达，只能通过个人的体验来验证而已” 。反之，从西洋哲学来解释，则认为大
概“对产生过程，缺乏科学分析，例如一些道家术士虽然拥有根据经验的秘笈和妙技，但
他们却不能向其弟子说明这些。”
这两种解释都说到“不可以固定的方式传达”和“不可说明”，同时指示着技术传达
的不可能性。前一种解释的焦点集中在“精神的境界只能通过个人的体验而不可被验证”。
与此相反，后一种解释指示着，“对产生过程，缺乏科学分析”。然而，这两种方向的解释，
都存在着问题。
首先，轮扁的技术不是“精神的境界”，而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手工。此外，
这一手工，如下所云，不是科学分析的对象。轮扁的技术是手工，换言之，是手练而非心
练，是身体的技术。把它看作理解超越的直观，看作精神的境界，或看作科学分析之对象，
都歪曲了庄子的真意。
桓公和轮扁对话的要旨在于，无论斫轮子的技术，还是治国的技术，都不是能够通过
书的字面而得来的，而是通过手或身体得来的。庄子的这一主张，按传统的知识观来看，
可视为革命性的。因为在脑里的知识，以语言的形式化为书，念其书时，知识从书移向脑
筋，这被认为是知识传达以及获得的一般途径。然而，庄子通过这则寓言主张，知识并不
是从脑筋到书、再从书到脑筋的，而是事与身相应时生出来的。如果失去身体的话，知识
就随之消灭。
如此看来，把庄子的认识论解释为否定语言，似可显出西洋意义上的认识论的局限。
事实上，我们只要从思维至上的认识论移向身体的认识论这一角度，庄子的认识论即可获
得解释。以是之故，庄子的认识论也不一定是以否定语言的以心传心或捻花示众的认识论
为超越的。由此可见，思维的认识论和不立文字的认识论之间，存在着以身体的认识论作
为认识论的庄子的认识论。
把庄子的认识论理解为既不是思维的，也不是不立文字的，而是身体的。这里，有必
要对思维的认识论和身体的认识论作更具体的区分。我们以美国技术哲学家德来夫斯的理
论来加以佐证。
3．五阶段获得之技术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要制作自动机器人的努力，并试图制作更具人类智慧的电
脑。德来夫斯指出，这样的人工智能研究是不可能阻止的。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人类的智
能，有些可以传统的方式变化为电脑的程序，当然也有不可以的。 现今，从我们的构造
来看，有可以理解为计划性的、语言化的，反之也有不可以的。
德来夫斯指出，不可语言化的知识，就是身体的知识。例如为了易于理解骑脚踏车，
骑脚踏车的知识是必要的。但是，会骑脚踏车的人写了一本《骑脚踏车之法》，学习骑脚
踏车的人是不是只要念它就可以了呢？毫无疑问，这样一本书将是有相当帮助的，但却远
远不够。实际上，如果想要学会骑脚踏车，就应该亲身去练习。脚踏车与自身的体能相应
时，才能骑得恰当。读了“游泳之法”的教科书，并不能游泳。正是因此，轮扁不可把自
身的技术传给儿子，它无法用语言所表现的，正是这一身体的知识。
德来夫斯把这一身体的知识和思维的知识，分别称作“经验基础之方法的知识”和“规
则之事实的知识”。从西方哲学的传统看，直至二十世纪以来，仅把一般的事实的知识，
看作是唯一的知识种类。此种立场，基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的知识观，即知识不是身体的
问题，而是精神的问题。
德来夫斯主张，仅此一事实的知识，并非唯一的知识。他指出，方法的知识，不但是
全部的人的身体的活动，如骑脚踏车和游泳之类，而且专门的活动境遇，如医生诊断病人，
经营者决定政策，也同样适用。因为，就专家而言，这两方面的知识都是要兼备的。
一方面，这些专门领域的事实之知识，是出现于教科书或研究论文的知识。另一方面，
启发式的知识（heuristic knowledge），是专门领域的课题或实行的知识。他说明了后者：
通过多年的作业，人获得“精彩的推测技术（the art of good guessing）而非经验的知识
（experiential knowledge） 。专家们所采取的正是后一种属于身体的知识 。再看桓公和
轮扁的对话，方法的知识被适用于木工斫车轮之事以及圣人治理国家之事。然而，事实的
知识和方法的知识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之知识。如前所言，事实的知识如“骑脚踏车之法”，
人们在练习时，可以借助于这种方法的知识。只是一个人能骑脚踏车的话，那么他早忘掉
了“骑脚踏车之法”。如果总是想着“骑脚踏车之法”，那么他将永远留在初步者的水平上。
初步者与专家这种差异所具有的意义，可以在德来夫斯说明方法的知识时获得更具体
的确认。一些初步者（novice）学习关联新的机能、众多的事实和特征，而根据这些决定
行动的原则。指导的人或书则把这些事实、特征、原则分解开来，教给初步者。毫无疑问，
即使这样，也决不能完全使方法的知识还原为事实的知识。虽然我们知道并熟悉这些原则，
但我们并不能按照它去做。例如像“当汽车跑到二十公里时，转换为变速器的二控档”、“从
车炮马象卒的尉阶，与对方的兵力进行比较，当对方为高阶时，应当攻击”之类的助言。
如果初步者有实际经验，就会知道此类“跟脉络没有关系”（context-free）的原则，并没
有什么助益。这些原则必须更为洗练，例如“当引擎的回转声过度时，转换变速器”、“卒
子有时比另外的军事单位更重要”。这些原则在这成为一种智慧，使普通的初步者成为高
级初步者（advanced beginner）。
实际上，因为经验是不断累积的，须要考虑太多的状况和事态，所以不可能对所有的
要素一一考虑。这时，有必要赋予事物以次序，从自身固有的眼光来考虑。这样可使高级
的初步者变为能力者（competence）。能力者依据自身的眼光，对可能面临的后果，自身
负责任。与追求规则的人相比，他们追求的则是目标。他们所遵循的原则是自身建立的新
原则，诸如“为了以最短时间赶到目的地，可以不顾小事的危险”、“虽然会失去一些静止
不动的棋子，但为了压住敌将，必须不顾一切地攻击”之类。即使能力者的原则在初学者
看来是不合理的，但这些原则是趋向于达成最终的目标的，所以仍然是合理的。
能力者所采取的是通过意识的决定而向自身的目标达成的方式，而熟达者
（proficiency）在行动时则多出自经验，目标的选择也非有意识的决定，而是自动的浮上
（involved understanding）。再言之，比较分析二者对于目标的选择，会发现二者均为直观
的目标。然而在目标达成的方式上，熟达者则为分析的选择（detached deciding）。“在打
滑的弯路，要降低速度，考虑何为适当”、“通过直感判断形势，在将要攻击时，要计算所
有兵力”，遵循这样一些原则是熟达者的特征。
对于专家（expertise）来说，没有必要去选择目标。其达成目标的方式，来自于所积
累的经验。专家在做事时，没有分析的选择，而是以直观处理事情，自身做的事几乎不能
意识，只是在做而已。专家不需念“经过弯路要降低速度”，但会降低速度来通过弯路；
专家在与多人相对的围棋指导对局中，如果无法选择应付攻击的方法，他会干脆任其攻击。
正象我们在走路时，不会时刻念着“在路上要避开碰到的人”，如何避开行人呢？我们是
走路的专家。
的确，我们走得“自然”。轮扁自然地斫轮子，而桓公治理得却不自然。桓公不是通
过相应的事与身来学习治理国家，而是通过书册的字面来学习治理。从德来夫斯的意见来
看，如此通过字面来学习，决不可能成为专家，最多只是能力者而已。 如果一无所知，
那么倒不如庄子寓言中所讲的“糟粕”，但以“糟粕”来作专家显然是不够的，庄子与德
来夫斯都指出了这一点。
然而德来夫斯所说的“专家”，与庄子寓言的意义仍是大异其趣。因为德来夫斯讲求
专家的专门性、机械的效用性而不及其它，而庄子所讲的专家却涉及有道与否的问题。就
此，我们接下来予以分析。
4．子贡和耕耘的老人
子贡……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进，抱Y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
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
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u汤，其名曰槔。”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
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
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L，俯而不对。
这段对话中所说的技术，即桔槔，是另外的技术，大异乎轮扁的技术。轮扁不能将自
身的技术传给儿子，但子贡却能仔细地说明其技术给第一次看到的老人。他愿意的话，当
场便能给老人使用其技术。将木头按一定的原理进行加工，成为桔槔。如此，语言能够用
于表现事实的知识，谁都能够使用这种发挥机能（普遍的机能）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成
为产业社会的原动力，亦即成为机械的技术。
这种机械的技术存在的根据，就在于产业社会人们的基本态度，其实也就是子贡的态
度，即以最小的费用收到最大限度的效果（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经济原则。子贡看来，
耕耘的老人并未遵循经济原则。可是，对于子贡的劝告，老人回答说，自身并不是不知道
机械，而是忧患以机械惹起机心，所以不使用桔槔。如此，我们便明白了庄子弃避机械的
技术的原因所在。
作为产业社会的一分子，我们莫不为庄子对于机械的技术的这一对应态度感到荒唐。
我们认为子贡似的效用原则是不可替换的最高原理。可是，这老人却以之为惭愧。那么，
耕耘的老人既知道机械的技术之效用性，可又拒绝机械的技术，这样的固执该如何理解呢？
这老人的固执类似爬山的人。相对于那种会有损身体的苦劳，有一些更有效的方法，
但爬山的人却不去使用机械，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样爬山便没有了爬山的真正意义。当他
终于一步一个脚印地到达山顶，并站立在山顶时，那是另有一番意味的。如果我们能够理
解爬山的人，至于耕耘的老人，不也是一样吗？
如此，我们再看这老人，他并不只是一个耕耘的人，而是以园艺为趣的人。不过，这
则寓言很难全部这般解释。那么，从总体上看，这老人所固执的究竟是什么呢？忧患着机
心，这老人的志向又是什么呢？
在现代技术里，流行的是“脱离隐蔽的随机的邀请”，这是一种“无理的邀请”
（herausfordern），强迫自然拿出来，自然本身被采掘，成为可储藏的能量。这种现代的
技术与古代的技术大为不同。以古代的风车为例。风车的翼因风力而转，顺任自然
（anheimgeben）地直接地随风而转。风车不是为了储存气流的能量而开发的。……一些
农夫旧式的菜园子也不是。……农夫的事不是强要土地拿出来什么，而是顺任其自然的生
长力，播种，苗破土而出，保护苗儿好好地生长。可是，如今所耕耘的土地，却是在勉强
自然，完全是一种不同于以前的耕耘方法。耕耘只是被机械化的食品工业而已。
从被誉为“技术哲学的创始人”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机械技术的诽难中，我们
也可理解老人拒否“勉强”的子贡的食品工业，而志向着“顺任自然” 的耕作。
5．身体的技术和机器的技术
轮扁的技术不可表现于语言，实际上，修练的人只能通过积累而发挥，它是身体的技
术；子贡的技术可以表现为语言，如有若干的经验，谁都可以来使用，它是机械的技术。
身体的技术和机械的技术，可以从叙述的可能性或使用的可能性上予以区分。另外还可以
同样进行区分的是技术的效用性。
身体的技术，充其量也只是在身体的限界之内，而机械的技术，从人类的经验看，已
远远超出了人的身体的限界。例如，人以筋肉的力量举起重物的限界，不过是体重的二三
倍，可是机械却能举起自身重量的二三百倍。在工具的帮助下，我们成为能干的技术者，
我们的作业更有效率。
机械技术超过身体的限界，这不仅适用于宏观世界，也适用于微观世界。产业革命以
后，机械技术普遍朝向宏观世界，焦点集中在人的能力的扩张。如今，我们所经历着的信
息革命，其向微观世界中扩张人的能力的方向发展。在微观世界中，人即使最微细地操作，
也不能在半导体里划线，而机械却可以轻松地做到这一点。从前，人们发现了显微镜，使
人们接近了微观世界，如今，电子显微镜向我们呈现着更微观的世界。
若以子贡的桔槔取水为机械技术的象征，老人使用机械可以耕耘更多的菜园子，在市
场卖出剩余的菜。这样的话，老人可以拥有更多的桔槔，耕耘更多的菜园子。如此的方式
可以扩大再生产，通过如此的生产过程，可以积累资本。再进一步，说不定会发展出资本
主义。可是，老人并不如此。
如前所指，老人分明有理由使用机械，但老人却不肯为之。可是，实际上，表现于历
史的结果是，面对西欧技术文明的强大的生产力，东方的技术文化为之屈服。当然，这一
屈服不一定意味着东方技术文化的全盘的劣势。再言之，庄子的技术可以用来追求任何异
乎效用性的事物，这也就是艺术性。针对庄子的艺术的技术，我们可分解如下。
6．文惠君和庖丁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p，然响然，奏然
d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何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
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批大S，道大U，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微K，而况大L乎！良庖岁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
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f
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从换刀的期间来看，宰牛有三种屠夫：每一个月换一把刀的是普通的屠夫（族庖），
每一年换一把刀的是好的屠夫（良庖），也有宰牛十九年屠刀仍像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样
而保持锋锐的（庖丁）。文惠君看到庖丁的能干，有“技何至此乎”的赞叹。他看破了庖
丁的能干，这种能干比得上才干，有一切值得溢美的因素。庖丁自身的能干合乎道。族庖
和良庖的技术只是才干，而庖丁的技术则合于道。故即使在身体的技术中，也有不过只是
才干的，此外还有至于道的。在庄子看来，后者才是真正的技术。
从处理对象的方式来看，从族庖到庖丁的境界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以眼睛看到牛，
其次是以眼睛看不到牛，最次是以精神看到牛。可见在五官中，眼睛是最基本的，它象征
计量的思考，而精神超过五感，指的是非计量化的次元。如此可见，庖丁说“我所爱好的
是道，远比才干优越”（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自身的技术不是五感的计量的技术，
而是非计量的第六感的技术，它的意义在于五感的技术之上。
庖丁的如此主张，与德来夫斯的论议颇为一致。若按德来夫斯的思想，计量化的技术
是能力者的技术。为了成为专家，应该超过如此计量化的水准。德来夫斯指出，没有分析
的选择而直观地处理业务之人，就是专家。正如以五感不看牛，六感处理之，庖丁方才是
解牛的专家。
但是，如前所示，庖丁的专门性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效用性，而是趋向于艺术性。艺术
性有着众多的意义，与庄子相关联的包括以下三种意义：其一，艺术的身体性；其二，艺
术的创造性以及脱隐蔽性；其三，艺术的游戏性。
一般的艺术活动是以身体活动为特性的。艺术活动不是作为任何理论的活动，它通过
身体的活动而实现。一位死的艺术家，也就意味着他艺术能力的消灭。正如轮扁所说。可
是，身体的活动不一定都是艺术的活动。艺术活动所对艺术对象的表现，甚至比真实对象
本身更为真实。譬如，若为记录人的外貌，照片以机械的技术比画更有效果。可是，我们
说任何伟人的肖像画，比他的照片更逼真。画其肖像的画家，如若不是此人来画的话，恐
怕不能画得如此真实。画家不是摄影师，而是艺术家，他所画的是艺术作品。甚至，在摄
影师中也有艺术摄影师，不是其人来拍摄的话，就不会有如此的照片。如果他去逝的话，
我们会为不能再看到只有他本人才会创造出的新的艺术照片而惋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艺术的身体性和创造性。
然而，游戏性也是可与此相提并论的重要特征。庖丁完成自身的作业，远比任何事物
更能获得心满意足。正如马克思 所指出的那样，庖丁在作业时，自身不是自身，仅在作
业外，自身才是自身。虽然自身的作业是艰难而令人畏惧的，但在作业完成后，他却提以
心满意足。如此看来，这不是强制劳动，而是游戏。
然而，对庄子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性以及脱隐蔽性。若是艺术家的新鲜的发明，则
为创造，它是受动的发见，将为脱隐蔽性。再次，从海德格关于艺术的技术具有脱隐蔽之
存在本质的见解来看， 牛的骨肉相连之处，在族庖或良庖看得不太清，而庖丁看到了间
隙，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空间，以刀入于空间，完全是循从天理而解牛，那么庖丁就是
呈现出这一天理的艺术家。
那么，如此呈现出天理而成的是什么？宰牛吗？庄子借文惠君之口明确地说：“好啊！
听了你的这番话，我得到养生的道理了。”文惠君发出了感叹，他知道了养生的方法。庄
子说出了达成自身的思想的穷极目标，那就是“生命的保存”。明白了此点，也就是悟“道”
了。为了悟“道”，就要象轮扁或庖丁，成为身体的技术者。
7．以明，心斋，坐忘
那么，如何至于道呢？庖丁何以至于解牛之道，我们何以至人生之道？我们何以为人
生的专家？若依庖丁之言，为人生专家的方法在于依乎天理。以身跟从天理，正在解牛的
庖丁，以没有厚度的刀，游刃于有间隙的骨节，那么活着的人生又当如何呢？庄子指出，
作为人生的技术的是以明、心斋、坐忘等。
所谓“以明”，《齐物论》中说：“不加于自己的判断，平常时顺着自然，这即是可以
依据的真的明智。”（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这方才是跟从天理的。首先，
不加自己的判断于被了解者。如此，自身只是跟从天理而描写外物的静态的镜子。“为圣
人之心的静态，照于天地与万物的镜子”， “至人之心其作用如同镜子，不加迎送，应
而无所隐藏。”
人生的技术也表现为不加自己的判断，如镜子反照于“人间世”，这也可叫做“心斋”，
不是祭祀的斋戒，而是心的斋戒。只要“心志专一”，“不用耳而用心去听，不用心而用气
去听，耳的作用止于听声，心的作用止于知晓内外的一致，气乃是空虚，可容纳一切外物。
真的道唯集于虚空里。而这空虚就是心斋。” 空虚得什么都可收入，这即是澄明的心境。
不加入自己的判断，如镜子反照一般，可能正是在这种虚心之中。
此虚心另外表现为心之遗忘，庄子谓之“坐忘”。“忘掉手足或身体，抛开耳目之作用，
离开形体，离弃知识，与彼伟大的道合而为一，这就是坐忘。” 忘掉了感性，也忘掉了
理性，以至于遗忘于道的途路。如此，则忘掉了好恶，不为偏执。庄子所提示的人生的`技
术，也就是道的境地。
那么，知道了这一人生的技术，我们是否可以成为人生的专家？显然，具备如此明示
的人生技术，当苦德来夫斯所指出的，仅可成为人生的能力者，而不能成为人生的专家。
因这般的技术，仅可为参考，因为练习身体的技术，并不是身体的技术本身。所以，庄子
也自认，自身之教得其不足。请看：
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
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
“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言。…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
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
其孰是耶？”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黄帝是在明示，通过以明、以斋、坐忘的概念，庄子提示的虚其心，要把一切彻底地
忘掉，不加自身的判断于事物，如镜子反照，如此至于道的途路，因而真正知道的人是不
知道的无为谓，知道而不能说明的狂屈次之，自认为知道并为之说明的，其实自身并不知
道。无不谓才是人生的专家，狂屈是人生的熟达者，黄帝只不过是人性的能力者而已。
我们不敢说自己是人生的专家，但起码可以说是走路的专家。我们不必去想脚步这样
那样走着，又不为自觉地走着脚步。我们只是走而已。这意味着我们是走的技术者，是走
的专家。可是，如果我们作为哲学家，我们却要意识到自己的脚步。正如我们为了教给机
器人如何走路，我们必须说明脚步走得这样那样。可以这么说，一般人是走的无为谓，哲
学家是狂屈，科学家则是黄帝。
知道者并不用语言说出来，说话的人不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话在《老子》
中就已出现。若作一般的理解，仅仅是否定的意味，却不知道对于道的认识（知道）。
这么看来，人生的技术，是身体的技术，决不能还原为语言的事实的技术，而是以身练习
的技术，亦即体得的技术。
8．结论
在庄子那里，技术不是减轻身体的劳苦而充足欲望的量产财货的技术。庄子的技术不
是一般的技术，乃是不知道机械而留于身体的手工的技术。庄子的技术发现了顺应自然的
知识，并因之而以身练习。所以，庄子的知识是身体的知识、艺术的知识。
庄子的这一知识观对中国的文化大有消极的影响。他低调平价命题的、机械的、产业
的知识，而给予身体的、艺术的、手工的知识以很高的评价。这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异向发展的一个契机。西方文化把技艺（art）区分为技术（technology）和艺术（fine art），
基于机械技术发展物质文明，达到著目的成就。而中国文化则因起源于庄子的对于机械文
明的过低评价，使其在物质的生产力上赶不上西方。
然而，庄子的这一技术观是必须予以否定的吗？当今，如此发问实有必要。庄子技术
观的目的是养生，即保存人生。针对西方文化的产业技术而产生的生态学反省说明，西方
文化虽然在物质文明上取得成功，但在保存人生方面，却没有那么成功。以是之故，西方
文化才担忧起养生，开始警戒机心。这里有意义的是，庄子的技术观可于此获得新的生命。
当今，在我们所面临的状况中，我们仍免不了机心。虽然庄子担心它，但我们的社会
还是历史地展开过来了。然则，我们正处于对庄子的技术观进行再评价的状况。那么，这
是否意味着庄子的见解对了，到此历史的展开，难道是按照错误的方向展开？对此无论如
何回答，我们都不能拒否我们所具有的机械文明，并且还在整体趋势上推进着机械文明。
在这种状况下，庄子的见解对我们有何种意义呢？
庄子的技术观无疑是阻碍现代机械技术的见解。与庄子的寓言不同的是，我们不能活
若耕耘的老人，而不外乎子贡式地活着。然而，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不是子贡之机械技术
的论理所能解决得了的。现在仍存在着比庄子看见的更小的领域，在此领域里人们仅依赖
身体的技术。德来夫斯指出，这些领域就是专家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以庄子的技
术哲学才能活着。现代的机械文明，它具有卓越的效用性，但却象海德格所指出的，它是
威胁人的存在目的和人的本性的，它损害了我们的养生。我们虽然部分地认定机械技术，
但要警戒机心。因此，在未来的技术开发中，我们应努力实现不勉强自然而顺应自然的原
则。例如，我们使用顺任自然的风力发电厂来代替勉强自然的火力发电厂。可以说，庄子
的技术哲学为我们指示着现代的机械技术的发展方向。
注：本文所论“庄子”，系指作为历史上一位人格体的庄子，统称着庄子及其弟子们。
参考文献：
宋恒龙，《东洋哲学的一些问题》，（汉城，骊江出版社，1987），P.61.
朴异文，《老庄哲学》，（汉城，文学与知性社，1980），PP.63-64.
《庄子天道》，PP364-65. 本文所引用《庄子》，依据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台湾
商务印书馆，1975）。
宋恒龙，《东洋哲学的一些问题》，P.174；李康洙，《道家思想之研究》，（汉城，高丽大
学民族文化研究院，1985），P.109；李康洙，《老子与庄子：无为与逍遥的哲学》，（汉城，
路，1997），P.256；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2: History of Sciengific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12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66），P.121；陈鼓应 著/崔珍锡 译，《老庄新论》，（汉城，松树，1997），
PP.379-80.
陈鼓应 著/崔珍锡 译，《老庄新论》，P.380.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P123.
从庄子的话来看，现在我们所看《庄子》，也是庄子的渣滓。我们虽然在谈论着庄子的
智慧，但既然庄子本人已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只是抓住庄子的渣滓而认为庄子这样那样。
在此，我们虽然以《庄子》的字句为线索，但有理由勿纠缠于其字面。我们仅以字局为线
索而练身，才能尝试着庄子的智慧。
Hubert L. Dreyfus, 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Cambridge: MIT Press,1922）；金圣东：“德来夫斯的人工智能批判”，《社会哲学大系
四技术时代与社会哲学》，《汉城：民音社，1988》，PP.55-83，PP.62-65.
Hubert L. Dreyfus & Stuart E. Drefus,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Free Press,1986）,P.19.
Ibid., P.104.
德来夫斯曾举一位飞机教练的例子。一位优秀的飞行员去作飞机教练，当自己的收音
机出问题时，他只能跟着教学生的内容而反映。当教练以前，他以专家对应其问题，执教
初步者之后，他倾向于事实的知识，在面临问题的刹那，他的反映仿佛初步者一样。Ibid.,P.17.
同样，桓公虽然也念了圣人的文章，但他最多只能做到似初步的圣人般的统治。
Ibid., pp.16－51.
“实际上，我们应该称所谓有专家体系为‘能力者体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
里所说的专家体系超过我们的技术模型的第三阶段。”Ibid., pp.102-3.
《庄子天地》，pp.327-328.
海德格 著/李基相 译，《技术与转向》，（汉城，曙光社，1993），p.39-41.
如下所示，在庄子那里，顺任自然是至于真知的必要条件。
亚伊笛（Don. Ihde） 著/金圣东 译，《技术哲学：敦亚伊笛的技术和实践》，（汉城，
哲学与现实，1998）。
《庄子养生主》，pp.106.
“劳动存之于劳动者之外。再言之，劳动不属劳动者的本质。故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
动，不是肯定自己自身，而是否定的，不是觉到幸福，而是觉到不幸，不能够自由开发身
体的精神的能量，而是鞭打自身的身体，荒废自身的精神。在劳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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