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小番茄观察日记”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微电影研究的综述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微电影研究的综述论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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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微电影研究的综述论文
关于微电影研究的综述论文
[关键词]微电影；数据分析；内容分析
1 研究对象分析
微电影一词起源于美国，而在中国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下产生了一些变异，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源意义。
中国意义上的微电影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商业和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如今微电影市场的火爆也与其背后巨大的市场潜力不可分割。“微时长、微制作、微传播”这“三微”成为微电影约定俗成的标准共识。
2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在“超星发现系统”中进行检索“微电影”可得出22662条结果，总被引频次为3395次。从这些检索结果中去掉一些不相关的内容，可以得出每种论文类型的数量：
由上表可以看出，关于“微电影”的文章报纸上发表的数量远远大于在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但通过阅读其内容，就会发现，报纸上的文章大部分是时事性新闻类的文章，具有学术研究内容的较少；而期刊和学位论文大都学术性较强，对“微电影”的研究也较为深入。
3 内容分析
前面分析了这些研究“微电影”的论文涉及的学科非常多，简而言之就是内容比较广泛，无法一一分析，现根据这些论文被引情况分析其内容。
3.1 广告营销内容分析
其中引文量最高的论文是载于《新闻界》的《“微”传播时代的微电影营销模式解读》，就是研究微电影营销方面的内容，在发表的三年间被引量就高达114次，这篇文章依托当前的“微”时代传播背景，以微电影为研究对象，总结微电影的“微时、微制作周期和微投资规模”“三微”特征，微电影营销具有“草根互动性”“微营销性”“借微博之势”和“广告电影化”特征，并对微电影模式进行解读。
引文量次之的是莫康孙所写的《从“电影植入广告”到微电影》，也是研究广告营销方面的内容，被引次数是100次，从“电影植入广告”与“广告植入电影”的模式来探讨微电影，他认为“微电影开创了植入营销的新模式”，主要是探讨广告微电影的模式，认为品牌与电影的结合更加紧密，产品与明星的结合使产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走进消费者。
郑晓君所撰写的《微电影：“微”时代广告模式初探》同样也是一篇研究广告营销的论文，它的被引次数是81次。这篇文章提出了“微电影”其实是互联网的产物，其“有别于传统广告的诉求式、说教式及煽动式的传播方式，微电影创造了全新的盈利模式”。本文认为微电影是基于“受众心理需求”及“广告竞争需要”而产生的，并探讨其创作要素和技巧，进一步挖掘这种介于电影与传统电视广告之间的全新广告模式的现实意义。
于伯然所写的《微电影营销的制胜之道》也是从电影与广告的跨界合作来谈内容营销，他认为这种微电影与广告的合作，将是内容营销发展的趋势，而微电影营销制胜的法宝是明星、创意剧情、制作团队及引发舆论关注。
董晔所写的《不可阻挡的微电影广告趋势：谈益达无糖口香糖〈酸甜苦辣〉系列广告》主要探讨了微电影广告（其实应该是微电影的一种），以益达推出的微电影广告为例来分析微电影广告的优劣，他认为微电影广告的优势在于品牌信息的植入与产品特性的演绎、媒介购买利益最大化与媒介投放的高精度、整合营销的方式、未来可挖掘的空间广阔性；劣势在于投入与风险较大、产品与品牌植入难度较大、创意难度更大。李会娜所写的《微电影：凯迪拉克的广告新尝试》、杨虹所写的《微电影广告及其走向、盖雄雄所写的《凯迪拉克：微电影营销的开启者》、王君所写的《浅析“微时代”环境下的电影广告：微电影广告浅析》、刘佳佳所写的《从“鲶鱼效应”看微电影对广告的影响》和白靖利，卢和萍所写的《微电影广告的营销》等文章也是认为微电影与广告的融合是一种新的营销模式，认为微电影广告可以让受众以欣赏电影的心态来接受广告所传达的品牌精神和理念。
3.2 传播特征内容分析
孟志军所写的《微电影的传播学解析》、王长武所写的《微电影的传播特征与市场前景展望》、吕艳萍所写的《解读微电影的传播特点与未来之路》都是从传播特点来解析微电影的，孟志军在文中从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媒主体、互动性与时效性五个方面来探讨微电影的传播特征；王长武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渠道方面来研究微电影的传播特点；吕艳萍则把微电影分为非商业微电影和广告微电影两大阵营，分别论述它们的传播特点。
陈红莲所写的《网络“微电影”的传播学解读：以〈老男孩〉〈四夜奇谭〉等的热播为例》认为微电影热播的原因有三：一是与受众产生共鸣，二是受众参与性强，三是“微电影”本身的内容所决定，微电影的内容时代性较强，有话题性。微电影本身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时代性，它迎合了受众的内在心理，是电影艺术与观众审美需求的融合。
刘书亮的《微电影的传播效果及相关因素分析》在分析了微电影传播特征之后，又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其传播效果及相关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分析表明： 微电影的传播效果与受众群体的性别、文化层次、年龄结构等息息相关，同时作品的创意、制作技术、演员水准及作品定位也是影响微电影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3.3 行业分析
张波从微电影的生产及费的格局所撰写了《论微电影在当下中国的生产及消费态势》，他认为各种微电影大赛和微电影定制的涌现，为微电影的生产与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微电影的生产层面，微电影与广告开始融合；而明星参与微电影的展现构成了其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微电影的制作开始平民化、个人化，其观看方式与消费群体心理特征都具有个人化特征。王长武所写的《微电影的传播特征与市场前景展望》在分析微电影的传播特征之后对微电影市场前景进行展望，一是微电影与广告结合将会走得更远，二是决定微电影未来还是微电影的创意。
聂伟在《微电影：演变、机遇与挑战》一文中指出微电影是新媒体与传统电影的“合流”，这种新的产业形态借助资源整合，为中国电影产业带来深远的影响。阮南燕所撰写的《微亦足道：微电影的产业魅影》从电影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微电影是电影产业在新媒体时代下的一种创新，能够对处于我国电影产业链高端的电影创意、剧本和衍生品开发进行有益的补充。
3.4 叙事艺术分析
这些论文中还有涉及叙事艺术的《微缩的影像：微电影时代的“浅”表达》一文认为微电影的时长决定了其“浅表达”特征，且微电影表达的主题单一及“点”叙事与细节放大都体现了叙事“浅”表达，同时影像语言的浅显和简洁也构成了“浅表达”的叙事语境。
《新媒介语境下微电影的后现代叙事特征初探》一文中认为微电影开创了影视作品的新叙事模式，从微电影的题材选择、内涵表达和叙事结构等方面，对微电影独特叙事机制进行研究。
郑友奇所写的《微电影的叙事艺术特征略论》从叙事艺术策略和叙事艺术形式两方面对微电影进行探讨。
对微电影的研究还有很多方面，在本文就不再一一赘述了。综合其内容来看，微电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大量微电影背后的商业驱动，但也有点明显的市场不规范，学术分析不够深入，所以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2]莫康孙.从“电影植入广告”到微电影[J].中国广告
[3]郑晓君.微电影：“微”时代广告模式初探[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4]于伯然.微电影营销的制胜之道[J].市场观察
[5]董晔.不可阻挡的微电影广告趋势：谈益达无糖口香糖《酸甜苦辣》系列广告[J].中国广告
[6]李会娜.微电影：凯迪拉克的广告新尝试[J].中国广告
[8]盖雄雄.凯迪拉克：微电影营销的开启者[J].市场观察
[9]王君.浅析“微时代”环境下的电影广告：微电影广告浅析[J].中国电影市场
[20]阮南燕.微亦足道：微电影的产业魅影[J].浙江学刊
[22]郑军，王以宁，白昱.新媒介语境下微电影的后现代叙事特征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3]郑友奇.微电影的叙事艺术特征略论[J].艺术百家
篇2：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研究综述论文
周邦彦是北宋末年最杰出的词人，历来属词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两宋十大词人“排行榜”上，周邦彦与苏轼同居第二位（参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20世纪的周邦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月，《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崔海正、阎立亮的《近年周邦彦词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编的《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3月版）刊发了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一文，两文分别对前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顾与描述。1997—1999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共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对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关于周词艺术诸方面的探讨在角度上也有创新。现将三年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对周邦彦与大晟府及大晟词人关系的考证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周邦彦曾出任大晟府提举官，使得大晟府在词史上蒙上一层炫目的光彩。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彦在大晟府的任职经历，澄清了诸多史实，有助于重新审视大晟府对宋词的影响。该文认为后人对周邦彦的误解的关键点在于周任职于大晟府的时间及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从周的履历和其他大晟府的提举官任期两方面加以考辨，认为周提举大晟府的具体时间，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此外，作者考证出，大晟府诸多重大举措，均与周无关；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间与其他六位“大晟词人”（据有词收入《全宋词》者）鲜有共事与交游。这样，周对大晟府的贡献显得较小，澄清了自《碧鸡漫志》历《词源》而下的诸多不实之说。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第6期）一文承杨海明的说法，将周邦彦归入大晟府词派，认为“大声”不仅是周对万俟咏词的审美评价，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将周纳入一定的流派，在群体透视与个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词的艺术追求、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等是一个新的进步，其思维与视角的突破，实大有功于周词研究。
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第6期）一文称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作者探讨北宋末年世风对周邦彦等人的创作影响，认为以周为首的大晟词人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词风。世风的谄媚、浮糜与趋雅相应地形成词风的谀颂、俚俗和醇雅。将周并入大晟词人，并据此而论其词风与世风之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词体内部的某些演化嬗变轨迹。
二、对周邦彦的词史地位的论定
对周邦彦词史地位的探讨，近二年涉及的论文较多，其中以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和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为代表。
蒋文对前人“集大成”说提出异议，认为在周氏之前，苏轼等人“以诗为词”，已经对词的传统作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并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成果；在他之后，辛派词入沿着苏轼的路子继续开拓，更有发展，也决不是他的词风所能包容得了的。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周氏尽管“精工博大”，毕竟够不上“集大成”。此外，作者重点从词史演进的角度论述周在词体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周作为“词人词”的最大代表，在词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同时，作者指出将清真斥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词风开启者的做法，则不仅无视于其词内蕴的深情远意，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词史的演进过程的偏颇之见。我们不必完全同意“集大成”、“正宗”之类的封号，但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磨灭。
杨文从清真词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来考察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以此论证周邦彦在宋代的词史地位。作者从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创作实绩两方面入手，对清真词进行历史面貌还原的阐释。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从三方面探寻：一是宋人词集序言或提要，二是宋人词话，三是宋人选宋词；从宋代词人的创作实绩来看，宋人学清真未得其真。通过两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过程，并总结出三点结论：一、清真词名，始盛于殁后80多年，在此以前，词名并不显著；从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词坛的领袖，开始了统治词坛几百年的历程。二、宋人学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了从词藻、词法、词律等方面去学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广而言之，每个时代，只会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与风尚来理解和接受历史上的'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学传统。三、清真词集词体之大成，最为词家雅词正宗。
谈周邦彦在词史中的地位，不能不涉及到周在词雅化中的作用及其艺术成就。近年关于这个问题论述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结北开南”上，如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一文认为“词史之流变，赋予周邦彦的使命，正是上承苏轼的雅格，并完成这种雅化之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清真词中的每个字，似乎都经历华夏几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洋溢着几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以代表词人为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作了概括和总结。作者认为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因而周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对词艺的规范化。 三、对清真词内容题材及艺术表现的探讨
这是三年中对周邦彦研究的热点，不仅研究论文多，而且质量高。此外，对清真部分词作的鉴赏文章也多有妙解。
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运用心理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内容是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的向往，对故乡亲人，尤其是对情人、歌妓们的想念和相思。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以后，退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词人心中的悲苦寂寥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出来，而是把它埋入心底，强行抑制而造成的一种欲说还休、沉郁顿挫的心理特点。“周邦彦始终没能像苏轼那样，以超然旷达的态度来化解政治上的挫折，而是竭力把这种悲伤加以压抑，潜流暗转，使人感觉此中有无限悲酸，但又无法说破。”这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40多年苦海浮沉中痛苦挣扎的灵魂。
陈磊《从清真、白石词看宋代咏物词的嬗变》（《复旦学报》1998第6期）一文从清真与白石的咏物词入手，对宋代咏物词的嬗变轨迹作过程性描述。在喻象的选择上，清真词喜好以柳作为咏物的对象，来抒发他那郁结于胸而吞吐不尽，令人梦回魂萦的情怀，也造成了他词风上的“蜿蜒流美”。（田同之《西圃词说》）在喻象再现的手段上，周词素以“描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片玉词序》）著称，周词中的花卉类意象多半呈独枝状态，以使词人描摹物态时逐一加以点染，词人作为超然于物外的独立角色，保持了颇为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物象在词人带有移情色彩的观照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但客体与主体间的距离感却昭然可见。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才使词人得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物象的具体形态与外貌特征，才能以细腻熨贴的笔触再现出来。在比兴寄托的方式上，周词并不着意于寄托，表现出缘物起兴，情物交感的创作倾向，即所谓“感物言志”。
孙家政《勾勒，暗转，蓄势——周邦彦词艺术三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周词的艺术表现内涵。周词一般在慢词长调中运用勾勒，讲求谋篇布局，血脉意气，首尾贯穿。题旨勾勒出后，后面的铺陈紧紧围绕，形成一唱三叹之致。暗转手法在周词中运用得极为成功，由于清真一生仕途坎坷，胸中块垒多于常人，作词喜制长调，自然暗转这种技法最适合表达内心抑郁不平，吞吐凝咽的情感。清真情深似海，作词喜欢蓄势，使情满不得不发，使无限情怀，最后展露无遗。勾勒、暗转和蓄势三种技法在周词中结合运用，把柳永慢词的直线型章法结构转变成网状结构，形成自己的独特抒情范式。
清真“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对周邦彦的艺术规范，今人论述较多，王兆鹏提出“清真范式”，并在《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中作了总结，王文对清真词的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和音律诸方面作了阐释。作者认为清真词的章法结构，由柳永词变化而来，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和插叙错综结合，时空结构上体现为跳跃性的回环往复，过去、现在、未来和我方、他方的时空声景交错叠映，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清真词炼字的主要诀窍是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同己出，而意境更新，音律方面清真更是严格规范，用字分平仄，仄字中严分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相结合。
关于清真词的雅，论述较多。罗章《从柳、周、姜词结构看宋婉约词的雅化过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较有特色。作者认为周词结构在词雅化中的重要意义是矫变了柳词的平叙结构，清真的这一改变，被视为一种进步，一种雅化的努力，此种结构方式即为“腾挪之法”，不直接抒情，闷住情感，转而研究理性，援用“腾挪”的技术性布局。这种需要反复咀嚼方能领会的结构方式提纯了风月情事中“情”的成分，降低了恋妓内容的刺激强度，有着明显的雅化功用。从审美角度观察，“腾挪”构筑了层层脱换的有意味的形式结构，形成了深深包藏的表现风格，这是将宋代文人极为洗炼的趣味感觉深深融合词这一样式的本来面目或纯粹抒情的质以后所产生的全新境界。
关于清真艺术上的问题，研究的视点趋向多元化与交叉化，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体现出清真词作为当代存在的意义。更为深广的研究有待今后的努力。
关于对清真词作的赏析文章，三年中共有5篇，都写得文辞优美，给人双重享受。集中在对清真名作的赏析上，从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艺术技法诸方面都有精到的描述。其中以黄维华《浅说周邦彦节序词〈解语花·元宵〉的造境技巧》（《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一文较有特色，显出较高的水平。作者对清真词中的本事及用典阐析精微，并且能旁征博引，将全首词解析得让人尽知其味后觉味之无穷。点明清真此词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咏节序而又说尽人间风情，以常人之心写出了常人皆能感之的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
纵观以上所述，近年清真词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者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在逐步发展变化，新的理论方法在逐步得到运用。但是，与苏、辛的研究相比较，仍稍逊色。首先，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并未得到最终确认，其中仍有许多争议之点。此外，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虽然已到较为完备的阶段，但是一部质量较高的词集编年注本仍是人们期待的。再者，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其诗与文的研究仍嫌欠缺。如何进一步开拓与创新，将是新世纪的周邦彦研究所面临的课题。
篇3：女作家-研究综述论文
女作家-研究综述论文
论文摘要：后女作家一直是80后文学中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她们没有取得“美女作家”创作取得的社会效应，但是她们的创作已经不容忽视，然而对她们的研究从世纪初至今呈现增加趋势。目前有关这个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文本两个主要方面。
论文关键词：后女作家,研究综述,文化,文本
80后一词是本世纪初被人们频繁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在文坛，80后文学作品也带来了一片喧哗争鸣之声。自恭小兵在天涯虚拟社区发表一篇名为《总结：关于80后》之后，80后文学逐步从市场、文学边缘场地进入到文学主流视野，文学评论界也给予充分关注，在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中明确提出“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伴随80后文学群体的成长，其间一些青春女性创作也受到关注。“与80后女作家创作的丰盛相反，统观国内的文学评论，如《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演变轨迹》、《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对近二十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点思考》等等文章，它们只论述到陈染、林白甚或卫慧、棉棉这批新生代作家，对现在涌现出来的‘80后’女作者所论甚少”。
由于这代人多半为独生子女,她们的文本特征没有强烈的性别差异，加之创作成就似乎有限，所以在评论她们的作品时,总体是将她们作为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进行多视角批评，喧嚣过后，回归客观，目前已有人关注到80后文学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80后女性作家，对她们的研究可分两部分。
一、文化研究
80后的出场有着独特的时代文化背景，从20世纪末九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尤其是大众传媒迅猛发展，这场景是当代的年青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浸染其中的“80后”一代，尤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都慢慢地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特性，他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慢慢形成。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形成和发展的后果就是人们，特别是都市里的青年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入新世纪，进而影响到她们的后期的文学创作。创作中呈现的特征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目前有关文化关注的评论主要分为：一是，从消费文化视角分析她们的创作过程、文本内容显现。如《80后写作与青年亚文化》（华中师范大学，苏文清，2006）、《消费文化影响下的80后写作》（河北师范大学，梁瑛，2008）和《消费语境里的自我表达》（华南师范大学，黎玉娴。2007）这几篇论文中都提到消费文化影响下，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盛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想主义的商品经济时代，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缺少对于广阔的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更看不到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对校园生活、青春期风花雪月的描述，对个体情感的宣泄和对时尚世俗生活的追捧，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二是，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如《大众传播视野下的80后文学现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杜聪，2007）中提到，大众媒体对文学生产不断调整，并出现了80后文学这样的创作局面。文章分析说大众媒体已不仅是文学的载体或介质，它形成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即文学多样而复杂的文化性凸显出来，除审美属性外，文学还有其他多种属性，必须把文学当作文化问题，置放到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在拓展文学生产和传播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作家、编辑、受众等文学群体的变动。三是，把世纪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创作背景评论80后文学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有上海师范大学杨建龙教授的学生沈佳的一篇硕士论文——《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80后文学创作》，文章从世纪之交、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盛行，文学的市场化选择，后现代哲学思潮带来观念的变化、出版事业的改革，给80后文学的出场带来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创作心态。
另外有关外部文化研究还有独特的一支，即关于《萌芽》杂志转型研究和由《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现象的研究。这些为80后文学生成的研究提供更具体的文学场内分析。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不多，具有代表性有两篇硕士论文。一是，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严琳的硕士论文——《当代文学生产转型中的萌芽》，论文主要从萌芽九十年代成功转型的标志——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涉及80后文学生成的部分特征——“着力打造畅销书品牌，牢牢抓住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还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图书发行领域和教育领域，走上文化产业集团化的道路”。另一篇是，首都师范大学2008届毕业生徐海的硕士论文——《新的文化形态的确立》，论文以研究“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中心研究一种新文化形态的形成，期间具体论述大赛形成发展的背景以及由此带来新的文化形态和新人（80后青春作家）的塑造，这些文化视角研究为80后文学内部文本研究提供详细背景知识和可挖掘的空间。从文学场视角研究80后作家的评论文章不仅有群体性介绍也有针对具体作家展开个案分析，如邵燕君于在《南方文坛》第5期中发表一篇题为《忧伤到生冷怪酷从张悦然的发展看文坛对80后的引导》的评论文章，明确提出“‘80后’由市场进军文坛”在媒体、市场运作下，同时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对张悦然作品可能缺乏正确解读和合理引导，所以导致文本中存在有限经验的拉伸现象。这一难得的担忧不仅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80后以后的创作起很好的引导作用。目前从文化角度对80后女作家进行评论的文章至今没有，这依然是可待挖掘之地。
二、文本研究
新世纪初，当“80后”文学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尤其众多80后作家纷纷出书，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这一现象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文本主题的分析解读。
首先，“忧伤”主题是人们对她们文本内容的首要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有黄浩、马政主编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文中收集的几位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张悦然身上）观点鲜明得指出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种病”，虽然言语比较犀利，但是也一针见血得指出张悦然前期小说创作主题的典型格调——无限忧伤。正如莫言在为她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作序时提出：张悦然的小说是“飞扬的想象，透明的忧伤”，之后众多有关张小说主题研究多沿袭这一脉络。《青春的落落花开_论张悦然小说创作中的心理情结》（《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第二期，张彩荣）从病态心理特征角度分析张悦然童话式叙事背后隐含的青春的忧伤。除此之外，郑州大学一篇硕士生论文《青春迷茫忧伤》（张彩荣，2007）中用“忧伤”一词作为80后写作的青春情节的之一。文章概述出“忧伤”主题之后，着重分析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春树他们各自文本中显现的“忧伤”具体内容，其中提及张悦然主要通过唯美文字彰显愁绪，苏德主要通过残酷的叙事凸显忧伤内容。
其次，“青春的成长”主题是继“忧伤”主题之后的又一次要特征，也是人们对她们研究的重要方向。独特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成长体验形成独特成长题材的青春文本。20世纪80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之后的90年代是市场、转型的代名词，成了“飘”的年代。80后成长于价值观念不定的世纪之交，困惑、迷茫、叛逆、孤独不自觉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主题词。正如胡澜卿在其硕士论文《青春的困惑成长》（首都师范大学，2008）所分析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优越的物质坏境”“紧张的教育体制”“新鲜东西诱惑”“时尚刺激”“西方亚文化影响”导致80后与众不同的成长模式。在另外一篇硕士论文《青春与成长》中也提到类似的成长主题：“离群索居的孤独者”“难以彻底的叛逆者”“缺失根性的悬浮者”。对群体的成长主题关照过后，80后女性作家文本中的成长主题也引起大家的重视：《80后美女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研究》（贵州师范大学，陈芳，2008）中从女性青春成长这一永恒主题，阐释80后女性作家成长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如影相随的孤独感”“挥之不去的忧伤情调”“对爱的呼唤”。除此之外有关80后女作家个案研究中也对成长主题展开了解读，如《爱与成长——读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徐媛，）详细阐释了“女主人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种种爱的缺失和获得,在得而复失的过程中,女孩渐渐长大”的少女成长主题。
再次，“女性特征”是除上述主题创作特征之外的又一内容。80后女作家作为80后作家群体中一员，其性别特征决定她们的文本中应该有属于她们自己的文本主题特点。有关这方面的关注早在20就已经有研究文章。如河南大学李校真在其硕士论文《方舟浮沉》中就已经将张悦然作为女性作家中独特一员，详细分析其小说中女主人翁之间同盟关系、启蒙关系、救赎关系、同性爱关系的存在，并因为女性自身缺陷而导致情谊走向破裂。文章从其文本创作背景、存在方式、破裂纹路、美学意义四章逐级分析、研读。有关于张悦然作品中女性主题的具体分析层出不穷：《郁美之城的三重缺失——我读张悦然》（《文艺评论》2008杨雪）分析了张作品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誓鸟》，女性主题由少女的敏感抑郁向内心隐隐浮动的母性温情嬗变得过程。《自闭天空下的疼痛快感——女性写作视阈下张悦然小说〈誓鸟〉的当代意义》（《名作欣赏》，精品集萃，张妍）从女性“自闭的幻想天空”，“在疼痛中狂欢”和“对现当代女性观的演进和碎裂”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尤其最后一节分析《誓鸟》中少女形象接续了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先是女人后是人、“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这些观点。除此之外，《张悦然的女性青春写作》（《文艺争鸣》，20第2期，张文东）从女性青春写作角度分析《黑猫不死》这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特点，作者认为“小说中黑猫墨墨完全是一个隐喻的存在，是文中‘我’的‘体外的灵魂’”“黑猫首先遭受了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的虐待致残，然后遭受了以晨木为代表的‘夫权’的抛弃致死，而它在临死之前却仍然履行了一个母亲所能履行的责任，生下了小猫。”文章还进一步将张悦然这种用“绝望的笔调渲染着女性永远的孤独”与徐坤“满怀热情寄希望于女性自我的成熟、蜕变”进行比较分析，使张悦然独特的女性青春叙写研究更透彻。
（二）叙事技巧是众多有关80后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点。
此外，王冬静在2008年第7期的《湖北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张悦然小说的修辞艺术论析》的论文，运用语言学领域宏观修辞学的方法，独辟蹊径解析张悦然的作品，其结论诸如“视点转换技巧的恰当运用”，“作者对人物意识的恰当把握和掌控”，“辞格的成功运用———比喻的设置”等等，颇为新颖。
综上所述，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可以清晰看到有关80后女性创作群体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把这个群体单独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研究仍然不够，即使有一定的研究，其深度仍不足。
其次，有关她们小说中呈现的女性青春叙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尤其是文本中叙事主题的嬗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青春叙事个性。虽然她们属于80后文学群体中一员，但是由于性别原因决定她们有着新世纪初青春女性的独特性，张悦然的创作近几年备受文学主流界关注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再次，有关80后女、男作家的创作比较也是目前很少涉及研究方向，他们都属于80后，但是在叙事同一青春主题内容和叙事技巧方面必然有诸多的不同。
最后，将80后女作家与其他女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不多。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有一定的空间和意义。
篇4：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国内语用学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语用学研究在中国历经2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对西方语用学理论的简单引进、介绍到结合汉语实际开展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首先回顾了语用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了当代语用学研究的两大流派，最后展望了语用学在宏观层面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用学；历史；现状；流派；趋势
语用学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但是直到70年代才把它看作一门学科。语用学把语言、现实和人类自身联系起来，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现在，语用学已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心，是语言科学中一个富有生气的领域。
一、语用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
语用学渊源于哲学家对语言的探索。上世纪30年代，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harlesW。Morris）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了符号学三分说：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语用学领域的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语用学研究的成就应归功于另三位哲学家的理论建树。他们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和美国分析学家赛尔、格莱斯。奥斯汀“不满意语言哲学对所指、意义、陈述的真实和谬误的传统研究”（Leech，1981：321），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向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挑战。70年代后，在研究了奥斯汀的间接施为句基础上，他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话语的形式不直接反映出这句话的交际意图。赛尔甚至提出“语言理论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现在言语行为理论已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入70年代，语用学异军突起，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1970年在波士顿召开的《自然语言的语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语用学研究时代的开始，成为其蓬勃发展的契机。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得到承认，确立了它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研究表现出下面几个特点：
（1）人们从各种观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各个方面（指示语、会话含意、言语行为等），围绕语言使用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趋势；
（2）语用学吸引了众多语言学家的兴趣，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冲破了哲学家的一统天下，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领域。
语用学在70年代的确立为80年代的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语用学研究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大发展的主要标志是：
（1）语言学家对前期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开始进行梳理和总结，语用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研究内容具体化。语用学研究朝着统一协调的方向发展。
（2）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讨论的问题宽泛但主题集中，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开始触及语言本质的某些重要理论问题，如语言使用者的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关系，语言结构如何跟语境相互作用等问题。
（2）语用学由纵向的内部各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同语言学各核心学科之间以及边缘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促进了语用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以语用学为中心，各学科同步发展的局面。
二、语用学研究流派和发展趋势
语用学是关于语言使用的研究。以这种基本的认识为前提，国外语用学研究形成了两大流派：英美学派的微观语用学和欧洲大陆学派的宏观语用学。前者认为语用学如同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一样是语言学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即“分相论”；另一种观点认为语用学是对语言和交际的认知、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它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综观，即“综观论”。
向明友（2006）认为当前语用学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是在沿着完善理论体系和拓宽应用领域两个方面发展的。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在沿着以下三个方向朝纵深展开：
（1）突破英美语用研究传统，将语用学具体化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形成与英美传统对垒的语用“综观论”。
（2）着力尝试语用研究方法论的革新，不再将语用学局限于语言哲学的定势。
（3）语用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方向体现于关注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大脑神经等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用学[J]。国外语言学，1980，（3）。
[2]孙淑芳。俄语析使言语行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向明友。语用学研究现状谈[J]。中国外语，2006，（1）：10—11。
篇5：大学生心理压力研究综述论文
大学生心理压力研究综述论文
试论情感语言节目主持人万峰、钟晓的语言特点基于园本课程开发背景下研究教师教育理念的形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护理相关因素分析及对策试析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生价值观的引导试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改革争议试论中职《外科护理学》的情境式教学试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法基础课程融通教学小针刀治疗颈椎病疗效观察手术侧卧位适宜度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综述
归纳高校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方法，基本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主观性的研究，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其二是较为客观的研究方法，如通过量表的客观研究。
二、研究内容综述
概括高校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内容，其主要涉及压力源的调查、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压力程度的比较、学生对压力的应对措施、供学生参考的解决方案，以及典型人群的心理压力问题，等等。
压力源的调查主要涉及学习、人际交往、经济状况、恋爱、前途等方面；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环境等；学生的应对措施一般有消极逃避、宣泄、找人倾诉、认知调节等。
解决方案中的社会方面主要提出应提高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机制。多位学者提出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积极进取、愉悦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意识，为大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通过社会减轻疏导大学生心理压力，社会相关部门要切实制定并采取有效措施，配合高校，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机制来减轻、疏导大学生的各种心理压力，遏制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使学校和用人单位形成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良好机制。
家庭方面主要提出应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等。一方面，父母本身要在耳濡目染中教会子女宽容理解、乐观豁达、自信开朗、与人为善的良好性格和品质，为子女营造一个身心健康成长的家庭氛围。另一方面，父母应与子女多进行交流沟通，使子女充分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给予的强大支持，让子女能够在家庭成员间健康和谐的氛围中获得尊重与信任，进而树立自信；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为了维护孩子的心理健康，父母需要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营造宁静愉快的家庭气氛，和孩子形成亲密关系，并注意自身的心理素质，以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多引导其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或比赛，培养团结合作互助的精神；多给予子女理解支持和鼓励，培养子女的自信心；父母对子女提出的要求要实事求是，不能不切实际地将过高的期望和要求强加于子女身上，等等。总之，要尽可能地采取科学民主的家庭教育方式来减轻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压力，以培养健康的心理和完善的人格。
学校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提出应加强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良好环境，培养综合素质，努力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等。
压力程度的比较主要涉及性别压力之间的比较、年级之间的比较、生源地区之间的比较、专业比较、年龄比较等；对典型人群的心理压力研究一般是对学生干部或身体健康有问题学生的研究。
三、研究结果的综述
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没有压力的学生占极少数。男生的压力水平要略高于女生。
从整体来看大学阶段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对学习、人际交往和前途方面的考虑，经济状况、恋爱等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比重不是很大。
虽然学习问题是大学阶段困扰学生的主要问题，但是随着年级的升高特别是大三以后学习方面的'压力是逐渐减少的，恋爱问题在大二和大三的时候比较突出。在恋爱的问题上女生所承受的压力要比男生大得多；地区差异表现在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经济上所承受的压力要大于来自城市的学生。另外，不同专业方面的比较显示，理科生的学习压力要远高于文科生；人际关系维度一般没有明显的年级差异。
综合研究报道，学生认为压力给自己带来的是消极影响，大学生应对压力时所采取的措施是多元的。大部分学生能够较好地处理压力事件，少数学生缺乏解决能力。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是当下的研究对于压力源的划分缺乏一致性，诸多研究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学术界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同时大多数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压力状况的描述方面，关于压力的应对策略研究尽管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参考，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方法推广性不高，有的比较空泛，有的又过于具体，对于实际问题的根本解决指导意义不大。大学生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应该怎样做，教师和家长应该怎样做，这些有应用价值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另外从研究方法来看很多人都采用问卷法，实际上就是通过大学生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进行研究，主观性很强，尽管也有很多研究者使用了量表法，以实现客观化研究的目的，但是这些量表的推广性不强。最后从理论基础来看，目前的研究由于是描述性的居多，因而理论的依据不是很充分，对于一些由压力性事件带来的大学生心理问题没有从心理学理论的高度加以解释，不利于心理问题的诊断和治疗。
参考文献：
［1］文丰安.当代大学生压力之理性审视［J］.社会科学家，2009，10.
［2］周少贤.当代大学生的压力状况及其应对策略［J］.心理研究.2009，2.
篇6：汉语谚语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 本文主要是对近几年来对汉语谚语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内容主要涉及从本体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和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目前汉语谚语研究中仍旧存在的问题，哪些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
关键词 汉语谚语 综述 对外汉语教学
谚语是流传于群众之中的通俗易懂而含义深刻的现成语句，它用通俗、简练的语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并且含义深刻。谚语概括了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经验和客观真理，对他人和后人都有长久的莫大教益。汉语熟语数量极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极富有民族特色，所以，相关学者越来越重视汉语谚语的研究。本文基于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汉语谚语做一个综述，探讨目前汉语谚语的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
一、从本体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
钱玉莲在《现代汉语词汇讲义》中提到了汉语谚语的性质，并对谚语的内容作了归纳总结，谚语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除了谚语的性质和内容，书中还提到了谚语的结构特点和意义，作者在书中对汉语谚语做了总的概括，有利于后人在研究谚语时寻求理论依据。
在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付乔的《浅析关键性语素的解释在谚语释义中的重要性》一文,从编写谚语辞书的实践中总结归纳出谚语语目中可能成为关键性语素的常见类型,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解释好关键性语素在谚语释义中的重要性。大会中，史素芬的《谈谚语的变异问题》通过大量例证,对谚语的变异现象进行了概括和归纳，这对人们理解谚语的含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兵的《汉语熟语的民族特色研究》一文，主要从数量、内容、来源、形式上对汉语谚语的民族特色做了研究，作者指出在数目庞大的汉语熟语体系中，谚语占着很大的分量。
该文指出汉语谚语大都是来源于民族语言的历史遗存，是汉民族自己创造的。笔者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汉语谚语作出总结，说明谚语是极富有民族特色的。
付平平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的解读》中介绍了如何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的意义构建进行动态分析，作者提出之前人们对汉语谚语的解读一般都是关于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很少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从一个全新的认知角度去解读汉语谚语，利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这一极具民族特色的语言现象进行阐释，这又开拓了汉语谚语研究的新空间。
刘微微、刘洪泉的《汉语谚语的文化含义及翻译》和王岩在《汉语熟语文化学研究的现状和框架》都是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汉语谚语，主要阐述了汉语谚语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文化特征，分析透视谚语中所蕴涵的文化，这些后者在研究汉语谚语的时候都是可以借鉴的。
王鸿雁在《汉语谚语的句法形式特点分析》中研究分析出了谚语在性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词,按学术界公认的一种说法即是“词的等价物”，指出谚语具有不同于一般词语的外显特征，同时又讲到了汉语谚语的功能。他的研究还分析出了谚语的形式：单句形式、紧缩句形式和复句形式，以及汉语谚语的省略形式，这体现了谚语的口语风格，形式上实现了谚语简约的价值。
二、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
研究谚语对比的学者也比较多，在众多的研究中，英汉对比占大多数，主要是因为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有很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汉英谚语还是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近几年来，学者的主要成果是分析两者的异同，探讨一些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以求更好地为跨文化交际服务。
刘微微、刘洪泉主要从宗教思想、人文思想、道德观念三个方面阐述了汉语和英语谚语的文化内涵，指出了两者的异同点。文中介绍了汉语谚语英译的四种方法：再现汉语谚语中的形象直译、转换汉语谚语中的形象套译、舍弃汉语谚语中的形象意译、借用英语谚语中的形象套译，强调谚语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谚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处理。
林安洪、姜诚指出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的主要区别表现在稳定性、地理位置、历史习俗及宗教方面，揭示出汉语谚语比英语谚语固性定强。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影响，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了各自的民族文化。
沈奇在《论英语谚语的汉语翻译方法》中通过对比提出了汉英谚语互译的几种方法：套用现成的汉语谚语、“客随主便”与“主随客便”、“直译”与“意译”。
杜金有指出谚语是语言文化世界里的奇葩，在各民族语言文化中担当着重要角色，文章从谚语的来源和修辞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英汉谚语的异同，揭示出英语和汉语中有许多谚语来源或衍生于外来语。周玉亮在《英汉谚语对比研究》中指出汉语谚语和俗语的关系，分别从主要来源、句法特点和语体特点等方面对英汉谚语进行了对比研究，讨论了英汉谚语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对应、半对应与不对应情况，并且提出了文学作品中谚语翻译的主要原则，体现了英汉谚语对比研究的现实意义，即它对翻译活动的借鉴作用。同时作者还指出英汉谚语对比研究，仅有一些相关的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或论文集当中，专论性著作尚未问世，与英汉成语(或习语)对比研究相比显得尤为滞后。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待后者的研究。
薄鲜娥、冯建民、许丽红、高小燕、王清宁等学者也从汉英谚语对比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的，笔者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还有一些学者，如张宜波(《英汉植物词语的国俗语义对比研究》)、孙永红(《中英文动物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及差异》)、周昆翔(《从概念隐喻看英汉动物词语的文化异同》)等，从带有动植物词语等词语的谚语入手，对汉英谚语做了比较，分析了两者的文化差异。
三、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研究
谚语作为一种口承语言文化现象在语言学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可以深入了解汉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及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对提高汉语口语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汉语热的逐流，一些学者开始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试图从中找出汉语谚语教学的好方法。
赵现琦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重要作用》中揭示出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可以深入了解汉民族的独特文化以及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学习和掌握一些常用的谚语可以提高自身的口语交际能力，使自己的汉语说得更加地道。同时作者提出了谚语教学应注意的问题，如教学应该选择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谚语，语交际实践中学习和训练谚语等，笔者提出的观点和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在汉语教学中借鉴和注意的。
林安洪、姜诚在《英汉谚语的差异及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指出把民族谚语的差异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不仅能增加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还能提高他们的涵养，笔者的方法在对外汉语谚语教学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值得我们借鉴。
王振来的《熟语的文化附加义》指出初级留学生和谚语接触较少,中高级阶段与谚语的接触逐渐增多，留学生学习谚语难在文化附加义上。笔者就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难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留学生要想学好汉语谚语，就要了解谚语的文化附加义，正确使用谚语。笔者的见解对对外汉语谚语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对从事对外汉语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性。
四、结语
近几年来，相关学者对谚语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发现谚语研究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专门研究汉语谚语的论著还不多，很多都是随着汉语熟语的研究出现的，而且研究都是从大的方面入手，还不够细化。谚语的对比研究成果虽多，但是大部分都是汉英对比，汉语谚语与其他语言谚语对比的很少，而且很粗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起步比较晚，虽然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谚语找到了一些谚语教学的方法，也行之有效，但是不够系统化，比如说对外汉语教材中该选择什么样的谚语，专门的谚语教材如何编撰等问题涉及的很少。总之，汉语谚语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无论从哪些角度去思考去分析，我们都可以找到切入点，这些都有待学者们去研究.
篇7：准社会交往研究综述论文
准社会交往研究综述论文
一、引言
准社会交往源起于美国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1956年发表在《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文中指出人们会将媒介中的人物当成真实的人物对待，并会对媒介人物的言行举止做出反应。这一概念自上世纪90年代，尤其本世纪初以来，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相对集中于心理学和传播学领域。且在概念定义上，学界各学者对于准社会交往的内涵认知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本文基于国内外之前的研究，对准社会交往的概念、影响因素、影响结果行简要概述，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二、准社会交往的概念
近年来，关于准社会交往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因研究情境各不一致，学界对准社交往的概念定义也各不相同。虽广义上均以受众为中心，沿用霍顿和沃尔一文的理解，认为是受众对媒介人物的一种真实存在的幻象。但从狭义而言，对准社会交往的内涵理解存在差异，从整体上可分为四类：（1）沿用霍顿和沃尔对准社会交往的理解，将其定义为媒介受众与媒介人物之间基于媒介的主观想象的、亲密的关系。（2）将媒介细分至具体的情境，定义为受众与某种特定媒介人物之间的感知人际关系，如陈耀等基于微博的视角，将其定义为受众与微博人物之间的关系。（3）侧重于受众对媒介人物的情感感知，认为受众与媒介人物的关系基于其对媒介人物的情感依恋。（4）侧重于其互动性，认为受众会与媒介人物进行单向沟通，而媒介人物也会根据受众的反馈或换位考虑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本文认为，准社会交往的定义应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情境或者某一特定对象，而应基于其概念整体，具有适用性。
三、准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主要从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对准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一）个体因素
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整理发现，对个体因素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特质和动机。女性的准社会交往水平要比男性的准社会交往水平高，这一结果主要是基于女性的情感更为细腻，更容易产生情感依恋。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例如朱秀凌（2010）关于未成年人的研究便发现，未成年人的性别对准社会交往并没有影响。同时，性格内向的人往往会因与他人交流少，而通过与媒介人物的交流来填补孤独感，因此准社会交往水平会高于外向的人。此外，准社会交往也会受信息寻求、社会交往和娱乐等动机和人际吸引等因素的影响，受影响越深，准社会交往水平会越高（韩啸等，2016）。
（二）情境因素
对情境因素的研究集中于平台和准社会交往形式。在诸如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上的准社会交往可能会更强，因为在这类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更为生活化、多样化。此外，发布的内容和形式也会影响准社会交往的水平，如发布情感性较强的内容更能将受众带入其设定场景。例如，看电视时常易随剧情发展而出现情绪起伏，甚至忽略周围环境的情况。同时，高质量的信息也能促进受众与媒介人物更进一步的准社会交往。
（三）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影响准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准社会交往需要借助一定媒介作为信息载体，诸如电子设备，而媒介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会影响受众准社会交往的.水平。这其中，技术因素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再者，在准社会交往中，很大一部分源于追星现象。粉丝常因自己的“爱豆”去观看某些节目、听广播、打游戏或者使用社交网站等，这其中除去技术因素的关键作用，社会对于追星包容程度，及各类活动的举办都会对准社会交往产生一定影响。
四、准社会交往的影响结果
一般而言，受众与媒介人物的准社会关系越强，其越有可能产生下一步加强联系的行为。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以下两个方面。
（一）情感联系
情感联系是准社会交往研究关注较多的结果变量。研究发现，受众在准社会交往的影响下，会感受到与对方关系的亲近，产生对对方身份的一种认同感，进而提高对彼此感知关系的忠诚度。例如对企业的忠诚度或对品牌的忠诚度（Tsiotsou R H,2015）。此外，准社会交往还会对受众自身的感知产生影响，尤其是在追星现象中，由于明星在平台中塑造的形象大多是积极完美的，因此追星可能影响对自身的满意度。
（二）参与行为
参与是关于准社会交往研究得最多的结果变量。如，在政治选举时，候选人通过社交网站与选民进行互动，分享观点和态度，可以有效地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和投票意向。购买行为也是较为常见的，例如，粉丝会因为某个明星的代言而购买某些自己并不是那么需要的产品，并且会对这些产品产生情感（包敦安等，2011）。此外，参与行为还包括内容转发、讨论参与等。
五、未来研究方向
根据文献整理，本文发现以往对准社会交往已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究，但仍有所欠缺，需在未来进一步地进行研究。（1）准社会交往的定义，以及其与准社会关系的界定仍不明晰，需进一步明晰二者的定义和关系；（2）虽从各角度分析，准社会交往之前研究的作用机制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毕竟源于外国情境下的某些特定研究，其测量量表并不一定符合国内的实情，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基于国内的情况自制量表或者修改量表（3）由于准社会交往需要借助中介，因此还需探究发布内容等对受众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等。
篇8：姜夔研究综述论文
姜夔研究综述论文
崔海正先生于初发表的《近十年姜夔词研究述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2月）对1987年至近十年的姜词研究作了详尽和精辟的论述。本文对1997年至世纪末三年的姜词研究作一简单回顾。
近三年关于姜夔的研究论文多达30篇。相比1987年至19这十年的20余篇，可谓多矣！这表明姜夔正日益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姜词题序的研究
姜词现存约84篇，除3篇外，其他皆有题序。其中长序31篇，短序包括词题50篇。20世纪末期的几年时间里，关于姜词题序的研究论文达4篇之多，约占总数的1／9。其中论述新颖的是陈洁的《论姜夔词与题序之关系》（《中国韵文学刊》第1期）。陈文指出姜夔词的题序创作之所以典型，不仅在它数量多，更因为词人对这一文体所倾注的浓厚兴趣和真挚的感情。特别指出81篇题序只有一些词题和短序在作词之前完成，而长序则多作在词作完成之后，甚或是后来补作而成。作者还运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在姜词中，长序与慢词、自制曲、短序和小令形成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即慢词、自制曲多用长序，令词多用短序。姜夔制作题序的目的，已超出了单纯记录创作经过、缘起的藩篱，而把自我情感的酝酿过程置于重要地位。题序与词的关系，由外而内，呈现出一种感情上的关联。陈文接着指出作者对制词的缘起、思路的提示和情感基调的铺垫，使题序成为一条深入理解词作相对可靠的捷径。其同时也指出了词序的弊端，认为两者互相重合，令人生倦；同时有少数词的情调与题序也不完全一致。最后作者认为，当读者跟着序文的线索读完全词之后，便会觉得不过如此，失去了在神秘状态中探求未知数的成就感。词的多义性和隐喻性才是具有魅力的源泉。因此，当词与题序产生矛盾时，研究者应回到原文。姚大勇的《姜夔词小序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第4期）认为姜词小序内容不拘一格，文笔轻灵活泼，多富自然之趣。姜夔拓展小序的领域，是对传统小序概念的突破，体现了词人新的词学观。并认为姜对词小序创作的重视，实是当时推尊词体思潮的一种反映。
二、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
姜夔对音乐具有相当的造诣，其词作无形之中会受影响。这四年来，从音乐角度研究姜词的论文也有4篇。其中以赵曼初《姜夔词调声辞配合关系浅说》（《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一文最有特色。赵曼初首先认为姜夔词调可能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声辞配合观念；其词调正处于宋词格律由平仄规律演化为四声规律的`重要转折阶段；认为姜词调具有长期的典范意义，在词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然后作者带着这些问题对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进行了研究。运用统计学研究方法，从音阶、音高、音长、音程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姜词语音四声与乐音的联系形式，探求了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规律，认为词的格律形式已由平仄规律发展为四声规律，并且是宏观守平仄规律、局部守四声规律，其中体现了宋词格律的基本原则和完美标准。该文所提供的研究结果与方法，有助于揭示汉语歌曲声辞配合的一般规律，并可为词谱学研究开辟一个联系实际歌唱的新境界。姜夔词调的声辞配合方式，代表着宋词歌唱的成熟的格律形式，是继周邦彦词之后本色当行的一代典范，其引商刻羽的协律技巧为元曲的格律形式精密化开了先河。
三、对单一词作的解读
近三年对姜夔单一词作进行新的解读的论文共4篇，其中三篇解读《扬州慢》，一篇解读《疏影》。王昌伟《姜白石〈疏影〉词意臆说》（《中国韵文学刊》19第2期），高恒文《姜夔〈扬州慢〉的现代阐释》（《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二文颇有新意。对于《疏影》一词的词意历来众说纷纭。作者从文中所用的典故着手，推断出该词确有包含国家兴亡之寄托。王文指出词中借用了赵师雄遇梅神以及寿阳公主的故事。赵师雄遇梅神的男主角姓赵，而寿阳公主之梅花妆的故事发生在刘宋。则二故事合之便寓赵宋。认为该词包含规劝赵宋王朝珍惜现有一切的深意。但作者最后指出，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任何结论都只能是推测。高文则试图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对姜夔的《扬州慢》作出一种新的阐释。指出《扬州慢》一词频繁引用前人的诗句，说明姜夔在对扬州进行“阅读”时，历史上关于扬州的各种文本制约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特定的感受和理解。但其通过《扬州慢》的写作又重扬了他所提供的对这个城市的一种新的文本形式。作者把这首词与周邦彦的《西河·金陵怀古》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周词只是巧妙地袭用了刘禹锡的诗句，而姜则成功地实现了与杜牧的对话，认为姜词在艺术上高周词一筹。 四、继续深掘姜词的精神底蕴和美学魅力
对于姜词精神底蕴和美学魅力的开掘是近年来姜词研究中的重点，但能推陈出新的论文不多。杨海明先生的《无枝可依：姜夔的飘零之感和恋家之情》（《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指出，作为一名“江湖词人”，姜夔虽以其出众的文才而广受当时达官贵人的赏爱，但终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仍是一位没有独立政治地位、旅食于豪门的清客文人。这样的“角色定位”便决定了其词作中始终潜隐着一个“无枝可依”的寒士所特有的身世飘零之感。而对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的眷恋与缅怀，又使其词中透出一股热切和带有艳情气息的恋家之情。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构成了白石词作为一名“江湖词人”之词的重要人生意蕴。
李康化的《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为我们勾画了从苏轼到姜夔之间的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二者之间相关联的美学意旨。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并非稼轩承苏轼遗风，实姜夔承东坡衣钵。长期以来，论词者认定辛弃疾是东坡的最佳继承者，作者并不否认词史中“苏辛”并称的理由。认为在对词的观念和功能的看法以及题材的扩大和深化上，特别是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长短句格律诗，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他们之间的相似点仅限于这些文本形式外在方面。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尤其是在具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等深层精神风蕴方面，则罕有相同点。作者指出，从深层次的词学审美心理和人格精神建构的维度看，白石较之稼轩更得东坡词学审美理想的神髓。因为他们之间的精神品格惊人地相似，对词的抒情功能的认识亦相同。因此与东坡精神相似的白石在词学审美理想上自然会呈现趋同苏轼的迹象，在柳永、辛弃疾之外别树一帜。苏、辛、姜三人都有气格，但辛只有气格，只能属豪放。苏、姜二人在有气格的前提下，出之以高淡，调遣清疏的文藻。但东坡表现为“清旷”、姜夔表现为“清空”，这体现在“清空”较之“清旷”更多来自运笔的讲究与语辞的雕饰。东坡乃天然标格，白石注重字句锤炼。
孙维城先生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指出姜夔钦羡晋宋风韵，希望自我价值被发现被肯定，能得到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但由于社会的现实，对自由生活与独立精神的追求往往是幻想，造成了姜夔狷洁简傲的性格特点。而姜词把对山水的深诣与对爱情的执着融为一体，在宋词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再加上狷洁的个性与瘦硬清冷的章法语言，使我们透过他的词作，能够聆听到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姜词的意义已经溢出了词学领域，而体现出士大夫构建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
杨柳的《论姜夔艺术化人生的悲剧性》（《陕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理想执着追求和这种理想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就会产生悲剧意识。理想失落而失落者对理想又有着永远的怀念和执着，也会产生悲剧意识。”悲剧意识一经产生，其人生无疑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作者指出白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态度都透露出，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艺术化人生。但他所设计的理想自我与真实的自我，存在一个永远的距离。因此给他的艺术化人生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作者最后指出，白石的生命价值也正是在这种困惑与超越的不懈追求当中。其艺术化人生别具一种悲剧美。
纵观世纪末几年姜词研究，我们发现，对姜词进行总体研究因为很难出新，已不多见，对姜夔词史地位进行评价的专门文章也未出现。因为没有新资料，对姜夔生平的考订也没有进展。而对单一作品的解读，从新角度对姜词进行研究则已形成一种趋势。姜夔乃才子，除词外，对诗、文、音乐无所不通。因此展望21世纪，对姜夔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词，对其诗、文、乐等也应进行同步研究。或许，当我们在对姜夔诗、文、乐的研究有所进步时，蓦然回首，姜词的研究可能早已另上层楼了。
篇9：档案馆信息化研究综述论文
档案馆信息化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档案馆信息化是档案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档案信息化的成败。对档案馆信息化的概念、内容、与数字档案馆的关系、存在问题及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档案；档案馆；信息化；档案馆信息化
档案馆信息化是档案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但我国档案界对档案馆信息化的研究却相对落后。在知网中以篇名为检索项，以“档案信息化”为检索词从1995年至3月共检得2 738篇文献，其中报纸275篇、期刊1 591篇、会议论文74篇、硕士论文10篇、其他文献788篇；而以“档案馆信息化”为检索词从至203月只检得71篇文献，其中报纸7篇、期刊55篇、会议论文5篇、其他文献4篇。
一、档案馆信息化的概念
首次提出“档案馆信息化”的是郑向阳。他的定义是：“城建档案馆信息化是指城建档案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信息资源的深入开发和广泛利用，不断提高城建档案接收、管理、指导、决策的效率和水平，进而提高城建档案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过程”[1]。
黄禹康在《中国房地产》发表的《关于房地产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对“档案信息化”给出了与郑向阳几乎相同的定义。其后袁国霞、杜宇静、陈玉珍、王宏霞、鞠伟芳五位作者分别在其论文中采用了郑向阳的概念。石若明在其博士论文《基于GIS的城建档案管理信息系统集成研究》中采用了这一概念，邵力在其硕士论文《数字城建档案馆研究》中同样采用了这个概念。
20童亚芬在《宁波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档案馆信息化内涵探析》，文中第一次对档案馆信息化进行了定义。“档案馆信息化是指档案馆在管理、服务等活动中，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等手段，对档案馆进行全方位、多角度、高效和安全的改造，以实现通过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来提高档案馆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进而提高档案馆的竞争力的过程”[2]。
此外，还有人认为：“所谓档案馆信息化，就是应用信息技术，使档案馆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逐步使其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逐步向适应信息社会的现代化档案馆的转化”[3]。与这种观点近似的有程艳华、惠学峰、宋倩秋、唐丹等人的观点。
归纳起来，可以将档案馆信息化定义为：“是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来为社会和公众服务”[4]。
二、档案馆信息化的内容
关于档案馆信息化的内容，已有文献中专门进行论述的很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档案馆信息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依赖于高度社会信息化的基础;二是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三是档案馆业务的自动化管理;四是档案信息服务网络化;五是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电子化”[3]。
“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内容主要有五:其一是，夯实档案馆自动化管理的基础，应用计算机处理档案馆的基本业务，实现档案馆业务自动化管理;其二是，强化档案馆信息资源建设，大力开展新型载体档案的收集和利用，尤其要积极建设与地方社会和经济相关的各类档案信息资源库，重点考虑地方档案数据库、特色馆藏资源数据库以及当前社会与经济建设急需的档案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其三是，根据现有的网络基础条件和设施，建设以省级档案馆为网络中心、市级档案馆为关键结点、县级档案馆为基础的档案馆网络;其四是，应以用户需求为牵引，结合本馆实际建立和加入各类档案信息服务系统或网络，真正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服务;其五是，在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考虑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总体规划，深入研究和开发数字档案馆相关技术，积极开展数字档案馆的建设”[3]。
归纳起来档案馆信息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管理自动化、利用网络化、资源数字化。这与档案馆的基本职能是相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将信息技术融合到全部工作之中。
三、档案馆信息化与数字档案馆的关系
在档案馆信息化研究中，不能不提及数字档案馆。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呢？
一种观点认为：“从单个档案馆概念主体上说是一种实体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归根到底就是档案馆的信息化”[5]。该解释以单个档案馆为概念主体，认为数字档案馆是随着档案馆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归根到底就是档案馆的信息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数字档案馆是个跨越空间的档案信息资源的集成，主体是基于网络的共享数据库系统”[6]。它突破了馆与馆之间的物理界限，将分散在小同物理位置、小同载体上的信息连接起来，向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信息服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数字档案馆不是一个档案馆，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连接在一起的档案馆群体。”[7]数字档案馆中的信息不仅仅是档案，还应包括未归档的各类电子文件和图书、资料，甚至是采集于实物的信息，可以说是上述综合性的数字信息的完整集合。数字档案馆不是封闭的档案馆信息网络，而是包含在办公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管理系统、公共信息数据管理系统等更为广阔的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数字档案馆不是仅仅为档案管理服务，而是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
归纳上述观点，数字档案馆是各级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是信息时代档案馆为适应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必然要求建设数字档案馆，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档案馆的工作效率和信息化管理水平，能够保证数字档案信息的长久存储和安全保管，能够促进各级国家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的拓展和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
四、档案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档案馆信息化建设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档案馆管理制度缺乏变迁，从根木上制约了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二是档案馆建设上的缺陷，是制约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基础瓶颈。三是档案馆软件功能设置存在缺陷，软件系统缺乏规范化测评和鉴定，束缚了档案馆数字化的进程。四是人才缺乏制约了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也影响了档案馆文化品质的建设”[8]。同时“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目标；观念和科学素质有待提高”[9]。也是档案馆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自身技术和信息化基础设施落后；各档案馆仍未走出封闭状态；档案介质仍囿于传统形式；资源共享观念淡薄”[10]。则是目前影响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因素。归纳起来，档案馆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观念、传统、技术、资金、人才、标准与规范六个方面的问题。
五、档案馆信息化的基本思路
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好的设想与建设。主要有：
1.深化思想认识，增强信息化建设的紧迫感。档案的信息化建设，是以现代计算机与网络通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管理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解放思想、深化认识、更新观念，这是信息化建设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趋势。
2.明确指导思想，制定总体规划。信息化作为时代进步的推动力，早已突破了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与档案馆工作的发展规划、业务流程、管理制度等密不可分。
3.加快人才培养，注重管理创新和思想创新。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是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过程，而技术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升级和更新，总是需要有人来不断维护。要应对这种变化，档案馆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4.整合档案信息资源，促进信息化成果应用。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建立档案信息共享的平台，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把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5.档案信息化建设必须贯彻标准化先行的原则。与传统档案管理相比，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它与办公、生产技术系统的关联度明显提高。因此，档案信息化建设更加讲求统一技术语言和标准化、规范化。
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收集存储和传输平台。综合档案馆要加快计算机存储系统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速度。
7.坚持实用性与先进性相结合。作为档案管理部门应十分注重信息系统建设的实用性与先进性的平衡，无论是在硬件配置还是软件开发上都要本着务实的原则，强调实用为主，适度超前，保持系统的连续性。
8.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档案计算机网络的安全管理要以顶防为主，把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档案馆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应该坚持统筹规划、量力向行、循序渐进、实用有效、安全保密的原则，用信息化建设思想统揽全局，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提供快捷有效的档案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1]郑向阳.我国城建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发展策略[J].城建档案,2003,(4).
[2]童亚芬.档案馆信息化内涵探析[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2).
[3]泊客,沧海一粟,jiage,成长中的小树,春风秋水.社会信息化,我们档案人能做些什么?[J].档案管理,2008,(3).
[4]王长艳,田巧玲.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思考[J].兰台世界,2005,(8).
[5]冯毓瑛.数字档案馆专题研讨会综述[J].档案学通讯,2002,(4).
[6]仇雁.数字档案馆信息化技术处理的策略分析[J].城建档案,2009,(7).
[7]邱晓威.数字档案馆及其建设模式[J].中国档案,2001,(10)
[8]许兆来.档案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档案与建设,2002,(11).
[9]赵贵章.县级综合档案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兰台内外,2006,(1).
[10]谈凤燕.加快档案馆信息化建设[J].城建档案,2006,(7).
篇10：科技伦理研究综述论文
科技伦理研究综述论文
一、科技伦理的基础问题
(一)科学技术的含义
科学是人们对于客观自然界的认识和说明，这种认识与说明是建立在实践活动之上的，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外在表现和理性形式。而技术的本性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生产劳动过程中所能获得的生产力水平的一种标志，是在科学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工具和手段。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性形式，技术则是科学知识向实践转化的各种方法和技能,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二）科学技术的本质
科学技术具有属人性的一面，马克思曾经指出了科学技术其本质是人的力量的物化形式。德国哲学家卡普认为，技术是人的创造物,工具和武器是各种不同器官的投射。不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才真正的体现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才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之处。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和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是人类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有力杠杆。爱因斯坦也揭示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认为科学技术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也是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的过程，科学技术不仅要力求还原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去实现人的需要的属人的存在,这也正是科学技术的本质所在。
(三）科学技术的作用
弗兰西斯?培根说：善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就在于“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向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向演化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在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的同时也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水平,减轻了人类的痛苦与灾难,这些无不体现着科学技术的善的作用。
二、科技伦理的分析视角和维度
(一)从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角度分析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也随之而带来了一系列道德和伦理难题。科技与伦理二者是什么关系呢？事实上,科技与伦理是性质不同的。广西民族学院高剑平坚持认为，科学讲究实证,追求的是“真”，发现的是客观已经存在的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求证的方式一般是科学实验,或者观察,或者论证。伦理是要阐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要怎么样相处，它是规范性的，追求的是“善”。而科学之所以频频向伦理提出挑战,是因为科学总是在创新，而创新总会引起人类生活与交往手段的改变。这样,在时间层面上，科学技术面向未来,而伦理则面向过去，以此获得其稳定性,如此,技术上的“真”与伦理上的“善”出现了断裂。在空间层面上,科学技术以其开放性和前瞻性来获取利润支持;伦理则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以获取本体论意义上的家园感和安全感。要弥合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断裂模式,最佳的方式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从时间伦理的角度来定位科技伦理，抓住科技发展给伦理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高科技对伦理推陈出新的促进作用，建构实践伦理意义上的新科技伦理。
(二）科技伦理的价值维度
科学技术的伦理价值有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伦理价值和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价值。科学技术的伦理价值指其本身所赋有的伦理道德意义，即科学活动的精神和规范是伦理内容的组成部分。而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价值有正反两个方面，正的方面指的是其积极的一面，即表现为一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和生活的便利；二是提高了人类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水平，破除了对世界之外所谓神灵的迷信和崇拜，使人获得了在认识必然性基础的自由，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的反的方面指的是科技的不当应用和任意的扩张,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被动，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与进步。
(三）科技伦理在其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第人道原则。人道主义是一种伦理价值观,世界观,
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纵观近几十年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实现其人道主义的初衷。当我们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对科技的过分信任和任意应用是人道的异化。因此,现在的科技发展必需从两个向度来努力：一是不断发掘科技的人道价值；二是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回归，并使之发扬光大。
第二，生态原则。展望21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能源大量的消耗，水资源、植被等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类不禁开始反思。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权力和利益的同时，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生态价值观反对不加区别地适用一切技术。生态价值观对技术有明确的价值选择，要求科学技术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实施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科学技术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也在于增进整个系统的协调平衡。
第三，可持续发展原则。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力量,使人类从原始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从现代工业文明走向未来的信息文明，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过去发挥科学技术的功能时,人类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那就是过于计较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过于注重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生态、伦理、审美等价值。因此,科学技术必需转变发展模式,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从而体现人道原则与生态原则的统实现对人类的系统、全面、整体的关怀。
三、目前学术界对科技伦理的争论焦点
(一）科技的人性化
科技人性化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科技异化提出的，它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复归科技的人性特征。科技是人超越其他动物的一种产物与象征,是人的一种高级活动的体现，它展示了人的力量。人类通过智慧的活动创造了大自然中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形成了不可思议的人工自然与工业文明。一切的'科技活动都以人类为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从古代到近代，科技的强大威力足以见之，人类发展科技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条件，因此从科技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看,科技是人性化的。
第二，限定科技的非人性的范围。科技不仅具有人性的特征，也包含非人性的属性。科技是以探求真理为直接任务,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客观规律、法则等是独立于人的，不以人的目的和需要为准则，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重大的人生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它及其丰富而复杂,只能通过人类自己去感悟、体验和整个生命来诠释,从这一点来看科技具有非人性特征，也正是因为科技的这种客观性，才要从伦理的角度去限定科技的非人性的范围，以至于使科技更好的去适合人类生活。
第三,赋予科技以人性关怀。人性与非人性是科技固有的双重属性，可是，近代以来，科技的人性逐渐被人遗忘和丢失,而更多的张扬了其非人性的属性。工具理性的片面强化和扩张极大的增强了科技的威力，确立了人类对科技的至高崇尚的地位,也深深的改变着人与自然的面貌。同时，随着科技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渗透，科技的非人属性正在被扩张和推广,所以给予科技人性关怀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外在地赋予科技以人性关怀,不仅可以激活科技固有的人性，还可以弥补科技的非人性特征在科技应用中带来的人性欠缺。
然而,怎样去赋予科技以人性关怀？这是否可行？科技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现实，它是社会机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但是，科技自身难以自我规定和调适其发展方向与目标，其发展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如社会的总体价值观念、社会的需求、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会以各种形式对科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规范,这种状况在现代社会特别突出。社会对科技的强大支配力是科技异化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实现科技的人性化的可利用的优势。从社会的角度真正地关心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将有利于科技的健康发展。
(二）科技伦理的责任困惑
科技伦理的责任问题的提出主要出于科技时代。责任是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权力作为对他人的影响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他人的利益造成影响，权力行使必需对这种影响负责。科技的负面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想寻找责任,到底是谁的责任？是科学家的责任吗？这就是责任的困惑所在，长江大学的张黎夫对此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科技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责任主体悬置。现代科技活动不仅是一种职业活动,往往还是一种集体活动，并且总是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其主体包括科技工作者,也包括企业、政府等，因此行为主体多元化，责任主体被悬置,形成了谁都有责任，却又谁都不负责任的可悲格局。其次,科技后果难以预测使科技伦理的责任受挫。科技伦理的责任事实上是一种前瞻性伦理，它不仅要求以行为为后果转向,而且还要求以它为基础,但科技后果的难预测性使这种基础不牢靠。科学发现越基础,它所包括的直接与间接后果的数量很可能越多，即使我们能偶尔地预测到了它在将来的好效果，但是我们不能担保在将来的未来它不会变成坏效果。因此,科技伦理的责任所展望的那种“积极指导”总是在不断地受挫折。最后,科技伦理的责任不但不相信良知,而且排斥法律,这使得它失去了可靠的责任主管和相应的制裁机制,从而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因此,科技伦理很难负担起自己的责任。
(三）科学技术研究有无禁区
科学技术的禁区是相对于科学研究自由而言的。公民应该享有科学研究的自由，但是这里要讨论科学技术研究的禁区，首先应该将科学与技术分开。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不存在禁区问题；而当科学作为一种活动，科学必需受到某种形式的社会制约。科学研究的自由也只能局限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设定上。从长远来讲,研究对象、领域的设定是自由的，不应该有禁区，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可以出于伦理需要在某一个时期对某一个对象、领域的研究进行适当的节制。当然,这可能需要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民众进行充分交流后才能确定。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飞跃,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伦理问题和困惑,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这些问题将会被慢慢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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