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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上帝信仰在古代中国的迷失文化论文
上帝信仰在古代中国的迷失文化论文
中国的专家学者在研究国学的时候容易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太中国传统化，在中国上千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之上再向纵深推进，旁征博引，纵横古今，一般来说，我们常常提到的渊博都是指这类人来说的。二是太专家化，做的学问都是给他们自己做的，至多也是给同行做的，虽然说的都是中国话，但若非同道就很难能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们说的还是中国话。甲骨文是国学中的学中之学，它所呈现出的学术风景就更是如此。学者们一头钻进了象形字中出不来，每个殷墟出土的字都被他们从渊源、形体以及意义等诸多方面给翻了个底朝天，而且，每往下翻就会发现更多的需要他们做的考释、训诂等工作。这样他们就越走越深，随着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他们与普通的甲骨文爱好者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就好比人们在比赛挖土，挖得越深，离人类生活的普通层面，也就是地面之间的距离也就越大。同时，坑挖得越深，挖坑的人的视野就越来越被局限起来，开始也许还能兼顾一点坑外的风景，但最后，他视力所及的仅仅是坑内。
但要是外国的外行的人以中国的内行专家的精神来研究研究甲骨文就可以不受上两个因素的制约。没有了这些制约，也许他们反而能发现中国的专家学者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具备往深处挖土的专业技能，所以只能在平地上挖土，恰恰正因如此，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挖土工作置于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中。
但这样的人有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所知道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意大利法官阿马萨里，另一个是美国女病理学家尼尔森。
1、意大利老头如是说
尽管商代人的神鬼世界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当今的许多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商代的宗教属于一神崇拜的范畴。对此，一位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长驻北京并专事商周文化研究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博士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诚如其所言，商人的上帝掌握着风雨、命运和生命，管理着星辰、白昼和夜晚，它是大地、河流和高山的绝对的主宰，是宇宙的中心，统治着四方、四风和四神，并对祖灵、战争、农事、生死有着绝对的权利。它能发号施令，降灾赐福，惩罚罪恶，虽无人的外形，但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它独一无二、全能的神性特征与古希伯来人的上帝雅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商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雅威其实就是同一个神。
安东尼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于1990年成书时就已61岁了，算起来如今应该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四十多年前，他本来是意大利埃米利亚大区的一个小城的法官，后来却放弃了本职工作，来到了耶路撒冷研究哲学和学习希伯来语。在耶路撒冷期间，他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他来到了北京，并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他把源于犹太人的《圣经》与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以及其它文献作了比较，发现了两种文化中的关于上帝崇拜信仰的相同之处。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极大的兴趣。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为此于1992年9月9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研研究所、文献中心，北京大学西语系、考古系以及故宫博物院等部门的三十余位权威学者出席。学者们对阿马萨里博士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该说，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思维定势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中国的专业学者却能认真地为一个外国的业余写作者召开一次如此高级别的学术讨论会，说明学术研究在当今世界上已愈来愈具有一种开放性的特点。
安东尼奥从对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入手，详细分析了商代人的上帝所具有的属性，并进而认定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特点的真实性。上帝是大地的四个方向的主宰，当然也统治着来自四个方向的风以及依次而来的四个季节。作为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君主，他还对大地、山川、行星以及人的祖先具有统辖的权力。作为象形的“帝”字本身就是由“上”、“木”和“方”三部分组成的，因而“帝”就是处在森林四方和大地中央的那个树木顶端的最高位置的那个人的名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渔猎、建筑、播种、收获、战事都要通过占卜来获得上帝的号令，而天气、疾病、以及吉凶祸福也都是出自上帝的意志。“‘帝’是似乎是指一个不能确定的、间接的和隐喻的名字，一个具有拟人的形式，无法形容的人，其真实的名字是无法知道的和不可言喻的。”（29页）同希伯来人不同的是，商人有着把崇拜对象予以扩大化的倾向。人们不仅仅把上帝作为神，同时还接受地方神祗和部落神祗，而且还把上帝本身的部分属性单独分出来作为神祗予以膜拜，如帝的使者风神、服务于上帝的地母神、山神、河神以及方向神东帝、西帝、南帝和北帝等，还把死去的祖先奉为神灵。这种趋势最后还导致中国人把上帝同中原地区的种族神——黄帝等同起来。这也许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然而，尽管如此，上帝的至高无上性却从来没有过动摇。
安东尼奥还发现，古希伯来人把他们的上帝称为“SHADDAJ（意为全能之神）”，这一发音与今日广东人“上帝”一词的发音相似，而广东方言正是对汉语古音的保留。因此，中国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SHADDAJ”原本就是同一个词汇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存在方式而已。（51页）
此外，中国古籍《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提到上帝是“和平乐园”或“野禽狞猎园”或“空中花园”的主人，所描述的环境与《圣经》中之伊甸园十分相似，而且，希伯来语中的“伊甸”一词正是快乐、愉悦的意思，如果意译过来就可以称之为“乐园”。（54页）
接着，安东尼奥又对商代人的婚姻、国王继承方式、社会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中国的早期历史不是神话的源泉，而是一种高尚的宗教精神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同西亚的闪米特文化传统相比较又是平行和一致的（闪米特文化的代表就是希伯来人的《圣经》），因此，两种文化应该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源泉。《圣经》的传统在前发展成为基督教，而在中国，这种上帝崇拜传统在商代灭亡之后马上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因此，重新考察中国早期的宗教文化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本质的、与人类生命密切相关的意义。
2、汉字是《圣经》的第一章
20多年前，一位叫Ethel. R. Nelson 的美国女病理学家在泰国居住期间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小册子——《创世纪与汉字》（《Genesis and the Chinese》）,上面提到了汉字字体结构本身所隐藏着的上帝创世传说。此后，她竟对这个课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设法与该书作者C. H. 康教授建立了联系，接着竟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加入了康教授的研究工作。如今，她与C. H. 康教授合著的《创世纪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enesis》）以及与Richard E. Broadberry 博士合著的《创世纪与孔夫子不能解释的秘密》（《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因进一步拓宽了圣经考古学的研究空间而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
在上述两书中，她举出了上百个汉字为例，以详细而严谨的论述阐明了每一个汉字个体中所隐含着的古老传说。
比如“造”字，由土、口、走三部分组成，甲骨文中常以“口”代人，“造”字即为用土做出的能够行走的人。造字的那个人把嘴当作人身上最重要的符号并用它来代表人并不是因为他把吃饭看作是人的第一大事，而是因为他把语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上帝就是用语言创造的世界！另外，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说话而动物不会。 因此，“造”就是对上帝造人工程的直接的记录。
又如“福”字，由礻、一、口和田构成。在甲骨文中，礻就是示字，代表神，口表示人，即一张嘴就是一个人，田方方正正的，当然是指园子。组在一起的意思是：神把一个人放在了一个园子里。显然这个园子就是那众人皆知的伊甸园，而那人便是人类的始祖：亚当。中国人年年过农历的大年都要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贴上“福”字，很多人在解释这个“福”字的时候都把它同快乐、幸福等词等同起来，但又总觉得不太贴切，却又找不到原由。如此看来，尼尔森等人的解释似乎很有启示性。真正的福并不是那种通常的世俗的欢乐愉快，而是上帝对人类的伟大创造。而“福”字在春节时的特殊用途显示了人对神的创造大能的感激情怀。只不过时间太久远了，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它的真正意义，人们只是在延续着不知产生于哪一个古老的年代里被确立的风俗。
夏娃经不住魔鬼化身的大蛇的引诱而偷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导致了人类的堕落和原罪的发生，这是发生在《创世纪》中最重要的'事件。尼尔森发现，古代中国的象形文字中有许多字都与这一事件有关。如“鬼”字，主要是由田、、人三部分构成，田被考证为上帝的伊甸园，为神秘之意，则“鬼”字意即伊甸园中那个神秘的人，而这个人正是那个诱使夏娃偷吃禁果的大蛇。大蛇正是魔鬼的化身，它得完成诱骗女人的“伟大使命”。按《创世纪》记载，那个魔鬼在引诱夏娃之前是隐藏在树林中的，所以，把“鬼”字上面加上两个木，再加上一个“广”（覆盖的意思），这便出来了一个魔鬼的“魔”字。不管怎么说，魔就是那鬼，鬼就是那魔，不管是魔还是鬼，都是指那条让人类堕落的大蛇。
“婪”字，由林和女构成，林指树木，意思是女人上了那棵树。上帝本来苦口婆心地告诉亚当、夏娃两人，不能摘那树上的果子。可夏娃在大蛇的诱骗下，还是上了当，失了节，把原罪当成了礼物送给了整个人类。这一切都是因贪婪所致。“束”字是一个“口”加上一个“木”，那是指上帝的告诫，两人不能用他们的口吃那树上的果实。“束”因此被定义为约束之意。“弗”在甲骨文中写作： ，一条大蛇在树上缠绕，同样体现了上帝的告诫：不能。“休”字是一个“人”字加上一个“木”。有一天当夏娃经过那棵生命树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个声音，于是她在树旁停了下来（休）。那个声音正是大蛇的声音。
人类的堕落从偷吃果实开始。“始”由女、、口组成，指一个女子在偷偷地吃东西，而这正是人类原罪的开始，也意味着人类的困境的出现。而人类的困境正是由被禁止接近的那棵树引起的。“木”字加上一个代表禁止的方框，就是“困”字。人类从此有了死亡，也有了生育之苦和抚育之累，人类的后代也不再顾忌犯罪，亚当的长子就因为妒忌杀害了弟弟，“凶”在古文字中写作“兇”，和“兄”字是通用的，道理正出自这里。后来，上帝对人类十分失望，并决定用洪水毁掉人类，只留下义人挪亚一家。按照上帝的旨意，挪亚一家八人建造了一艘方舟，终于平安渡过了这场灾难。象形字“船”由舟、八、口三部分组成，意为八个人居于舟中。“沿”字由水、八和口组成，指洪水之后只有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创世纪》中的所有故事都可以在不同的汉字中找到，在此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说希伯来人是利用文字通常意义上的符号功能忠实地记录了上帝创世传说，那么，中国人的祖先则是把创世传说隐含在每一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并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3、中国人也有原罪意识
也许自夏娃偷吃禁果的一刹那起，人神关系便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商人祭神仪式的盛大与热烈是人类历史上其它民族所无法与之相比的。那忘却羞耻的裸舞、那在酣畅的酒醉中与神的沟通、那在浓烟烈火中渐化为灰烬的的牛羊、那血祭的辉煌与惨烈、那依次摆放的沉重恢宏的青铜彝器，这一切都似乎表明了商人欲修复人神关系的迫切愿望。然而，上帝仍然是上帝，人还是人，神人两相隔绝的局面并未因此改变。更有甚之，上帝不仅连永久统治天下的特权都没有给予商人，而且在商亡后仅仅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地退出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至于多年以后当上帝信仰随西方传教士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竟把上帝当成了纯粹西方人的神祗。
发生于商周时代的信仰巨变是极其突然也是令人费解的。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敏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虽然商人的上帝同希伯来人的上帝都具有同样的至高无上性，但令人无法忽略的是，表现在人神关系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导致上帝后来在中国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希伯来民族的人神关系是直接的，人可以直接向神祷告，并且可以亲耳聆听上帝的话语。而在殷商时代的中国人那儿，人神关系却是间接的。商人的世界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系统，上帝不仅主宰着天地自然、人间祸福，还统辖着一个由祖先诸神和自然界诸神以及使者组成的帝廷。商王若对帝有所祈求，从不直接祭祀于上帝，而往往以帝廷为祭祀的媒介。他要向自己的先祖祈祷，先祖“宾”于上帝，再转达人王之所求。（在卜辞中，先祖或其它自然神谒见上帝称为“宾”。）在商人的观念里，去世的祖先将直接到达神界，与神处于同一界域之中，人间、神界虽两相隔离，但人凭其与祖先的血缘连接再通过一定的巫觋仪式就可以实现与至上神的交通。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有求于某行政长官，因碍于情面、底气不足等原因就委托一位既与自己熟悉同时又与这位长官关系密切的人帮助自己疏通一样。商人在人神关系上的这种处事方式为以后泛滥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关系学播下了一颗功利的种子。
在已经发现了宇宙至高神的前提之下，商人却仍然保留了原始意义上的祖宗魂灵崇拜和自然诸神崇拜，这的确令人大惑不解。显然，殷商时代的中国先祖远远缺乏一种对人类自身的信心，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至上神直接交谈。那么，当时的中国人仍深陷于原罪意识之中而不能自拔就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是什么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直接宾于上帝？是什么使他们倾其所有甚至牺牲人类自身的生命近乎疯狂地来朝拜上帝？是什么使他们不厌其烦地去讨好那些原始的鬼魂神灵，借助于他们在上帝面前所进的吉言为人类自身讨回一点平安？这让我们更有理由肯定原罪意识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商周之际的信仰巨变的标志之一也许正包括原罪意识的存在与丧失。周代建立之后，人开始变得自大起来，这同商代的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今日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商周文献中竟无法找到任何有关宇宙起源神话的踪影。那是因为我们深浸于原罪意识中的先祖耻于谈及此事，所以只把那些创世故事隐藏在每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他们只能用疯狂的裸舞来表达他们对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那个不以裸露为耻的童真时期的向往和怀念，只能用大量的玉液琼浆来取悦于神，同时也让自己在迷醉中渲泻内心的忏悔与痛楚。青铜器皿上不止一次地出现了猛兽食人的形象，不能不看出人对人自身的憎恨。遍布于青铜礼器上的饕餮、龙夔等纹饰深刻地表达了先祖那种被神抛弃的痛苦和灵魂中的动荡与不安。那个在史书中被万世唾骂其实一直在为商族的命运忧心如焚的纣王在兵败后登上鹿台，衣其宝玉衣，从容赴火而死。玉是商人祭帝的最精美的礼品，而人牲又是他们给予上帝的至尊奉献，玉器环身以焚几乎就是人对上帝的最崇高的礼祭。纣王把自己当成了整个商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人祭的牺牲，这是怎样的疼痛与隐忍！
人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只能来源于上帝。希伯来人在穿越两千年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并在他的伟大救赎中恢复了人的自信。而在基督降临一千年前的东方，信心的丧失和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失望使人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另一极。中国先祖很快由极端的缺乏自信走向了极端的自高自大，由被神抛弃走上了主动抛弃神的路途。
这也许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早熟，但绝不是神所期望的早熟。这种早熟为儒家文化——一种虚假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
4、在苦难面前
上帝给予中国人的苦难意识并不比给予希伯来人的要少。因而，在无法逃脱的苦难体验方面，中国人的商代祖先与古希伯来人都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上帝公义性的疑虑和困惑。《旧约·约伯记》集中体现了希伯来人所面对的这种业果报应法则的无效性问题。恶人为什么长寿多福，善人为什么屡遭磨难？约伯为人正直，敬畏上帝，从不做犯恶之事，却在一天之内连遭无妄之灾，家破人亡。然而，希伯来人也正是从约伯的故事中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信仰中的上帝绝不仅仅是惩恶赏善的简单运作者，苦难也是上帝予以人的恩赐，只有在苦难之中才会有神与人的同在，也只有苦难才会让人对上帝由伦理的理解转向悲剧的理解。而中国人的祖先却越来越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对上帝一味的虔诚得到的仍然是灾祸和痛苦。与希伯来人不同的是，由于信心的弱小以及人类罪恶的过分沉湎，同时也由于在人神交通上对媒介神祗的依赖，中国人未能与神建立起直接的对话关系，因而也就永远不能像希伯来人那样见到在旋风中显现的上帝。这样，中国人便无法从业果报应观中走出，甚至对神由不信任走向公然的抗争。《史记》载殷王武乙曾作一偶人，称之为天神，与之搏斗。又曾作革囊盛血，仰而射之，称之为射天。这段史实本身已经透露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另外，商代人的罪恶意识带有浓厚的集体归罪特征，而《约伯记》的故事体现了希伯来人最终完成了群体信仰向个体信仰的转变，也使神人关系更趋直接性与个别性。无辜受罪使约伯生发了与上帝直接对话的企盼，反映了希伯来人欲求上帝对个人的无限远隔转变为对个人的在场。而在商代中国人那儿，不仅人是一个群体，就连神也是一个群体，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个体信仰在中国的最终确立就成了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这样，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也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即现实的功利的道路。
商亡周立。在西周，“天”的观念被正式确立。周人奉殷人的上帝为至上神，并且还把在商代“无定所”的上帝给放到了“天”上。尽管周代的统治阶层仍沿用旧习向上帝献祭，但承继商人的信仰习俗只是对民众有所交待，而他们的骨子里已不再信仰上帝了。在他们看来，殷商对上帝的崇拜是如此虔诚，却仍然无法逃脱覆亡的命运，这使周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于行政上利用神权进行统治，在观念上则轻天重人，强调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力量。由于周人将上帝与殷商子姓的关系切断，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从此成为两个世界，周人的祖先不再象商人祖先那样仅仅充当次神的角色，而代替上帝成为人间的真正主宰。这就意味着连接人与神之间的唯一的最后的纽带也已不复存在了，中国文化于是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神话时代，开始了他们的历史化和伦理化进程。及至西周末期以降，天道愈衰，人道愈盛。与以往相比，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和乐观，人定胜天的说法也在此后出现。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已被人们彻底遗失了。而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天显然已成为有关神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中国人来说，天是如此的遥远，是如此的无法企及。仅仅几百年间，从上帝到天，中国人的上帝已悄然完成了由人格神向非人格神——“天”的转换。
篇2：中国哲学思想在古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论文
中国哲学思想在古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论文
一、中国哲学思想概述
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其精髓，主旨是对于每一个面向社会的人，要求以礼仪、仁义以及一系列良好的品德来约束自己，以完善自身的标准来完善社会，使人能够向天靠拢来获得舒适自然的感受；而道家则是要求在完成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后，升华于社会，回归到田林、山地等自然中去，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道互补的命脉由古到今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史，实践到每个人的身上的具体形式，则是人必须在社会中竭尽全力完成自身被赋予的社会责任之后回归到大自然的环境中，达到无欲无求、名利不争的“无为”状态，也就是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这一点与佛教最后达到的“涅盘”状态非常像，也是不执着、不贪欲，但是佛家达到了这个状态之后还需要回到社会中去，并尽可能地完善更多的人群来继续修行，并且佛教自魏晋传入之后才逐渐汉化，究其根本也是外来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同儒家、道家一同发展的还有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其他流派。法家要求以规范或法律来治理国家，墨家以严格的纪律和组织来武装自身，而阴阳家发展到后期与天文、占卜、五行等方术相关，具有了宗教迷信的性质而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因此，儒、道两家从众多的学术流派中脱颖而出而成为中国社会中主导的哲学思想。
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概述
（一）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发展
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国，在长江流域的多水地区就有干阑式建筑，干阑是独立的底层架空结构，底下架空的一层用来蓄养牲畜，人居住在上面而能够有效隔潮并且能防御野兽的侵袭；秦汉初期楼阁建筑的兴起，促使斗拱结构发展；北魏佛教传入，建筑明显受其影响并开始大量兴建寺庙、开凿石窟；转入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唐代建筑气魄宏伟，开明之中又见严整；隋代留下的建筑物有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敞肩拱桥——赵州桥。北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木构架结构，总结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营造法式》。
（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特点
1。木构架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在结构上创造出了独特的木结构形式，木构架结构的建筑是古代建筑典型的结构，主要有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木构架结构在屋顶与顶梁的交接处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构件——斗拱，其将屋面的承重由横梁过渡到立柱上，造型美观大方。
2。衬托性建筑的应用
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高级建筑中经常采用华表、牌坊、铜狮等依附性建筑来衬托主体建筑的氛围，达到所谓主次分明、相依相衬的整体效果。
3。封建宗法礼制的设计
中国古代许多宫廷皇室建筑的组群被均衡分布在了中轴线上，封建社会中的均衡分布、规矩方圆被牢牢限定在了建筑组群中，等级制度相当森严。
4。庭院式的组合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体，其通过主体建筑、辅助建筑、花草、山木、雕塑、河池等一系列的艺术景观将各个建筑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建筑、生态、环境、艺术为一体的建筑综合体。
三、中国哲学思想在古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仁、义、礼、智、信的儒家精髓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礼制的运用，“礼”作为日常生活中君子自律的修身规范，被运用到建筑物中则是规矩、均衡、定制的体现。作为皇室宫廷的代表建筑，故宫将封建等级制度的划分发展到极致。故宫的主体和辅助型建筑都被安置在了中轴线上，宫城内外四四方方的布局使主体、辅助性建筑分布鲜明，前三殿与举行朝会大典的太和殿为重要建筑，在穿过前三殿的主要空间之后，又在太和殿布置了一些庭院以强调前朝的尊严。而在空间气氛的处理上，由大清门、天安门和午门形成三处渲染氛围的高潮，大清门和天安门是一段，天安门和午门又为一段，在穿过午门以后，绕过金水河才到太和殿，经过一重又一重的空间渲染，使人们在进入大殿之前就感到严肃的气氛。此外，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组群也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四合院的大门均不设在中轴线上，路北住宅的大门开在东南角上，路南住宅的大门开在西北角上。大院分前院和后院，以院墙隔开，墙文化是古代建筑中内外隔绝的最好例证。分隔内外院的门设在中轴线上，前院招呼宾客，后院为主人房，宾客不得入内。正房置在中轴线上，一般为长辈居住，厢房在左右两边对峙分布，为晚辈居住，前后院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有致，这种根据封建宗法礼制和等级观念分布的主次顺序、内外有别在住房上相当讲究。
儒家礼制在建筑中的严格规整、均衡分布使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深入人心，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等级森严的建筑中生活与居住，不免会感到乏味倦怠，并且文人“入世”后的悲愤不平与无奈妥协又使其灵魂不由自主地要求解脱放松，于是便有了退隐山林的私家园林，文人们在那里畅谈欢笑，将自己淡泊豁达的情怀寄托到山水之中。
苏州园林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例子。其中最为出名的沧浪亭，在其园门外，有一清水绕园而过，该园就在这一面不建界墙而以有漏窗的复廊对外，巧妙地把水之景借入园中，此乃是古代园林专注《园冶》中“借景”的方法。其余的园林设计包括山、石、池等都模仿自然，以达到《园冶》里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这里，道家的思想尤为可见，在经过规范礼制的社会生活之后逐渐升华自身，修行自己的灵魂，形成“天与人”的结合，将人工雕琢嫁接到自然恩赐上，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语
儒道互补的中国哲学思想使古代的优秀历史建筑传承至今、经久不衰，反观当今的一些新建筑，频繁地采用新技术与新材料，将形式的运用作为设计的代名词，这些建筑以夸张新颖的造型与技术获得了世人的关注，其“为形式而形式”的设计观念颇符合消费社会的价值需求。但建筑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承载，只有将设计与文化的概念巧妙地结合到具体设计物之中，才能实现建筑设计的实质内涵。
篇3：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语境论文
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语境论文
新的媒介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层出不穷，各国之间的文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对于文化的整体发展既有有利的影响，也会形成一些不利于文化发展的桎梏。电影作为文化宣传媒介中的重要手段，以视听的形式广为传播并逐渐得到我国百姓的认可，电影的作用不仅仅是丰富了国民的业余生活，更是文化传播与渗透的重要方式。近几年来，我国的电影市场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与进步，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分析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语境，以此为依据，探讨中国电影行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提高海外文化传播力的同时提升我国电影业的自身发展，这是行业的整体诉求，也是国民文化传播的诉求。
一、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好莱坞首个发展黄金期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由此开始好莱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电影市场奇迹。好莱坞影片的产值量仅占全球影片的10%，但是好莱坞出品的电影却占据着全球50%以上的放映时间和将近75%的票房总额。在全世界范围来讲，好莱坞的电影占据着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甚至在部分地区高达100%。
在1927年，美国商业部针对中国的电影市场做了一份调查，报告中的具体内容包括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会遇到什么挑战、中国观影人的年龄分布、中国观影人数变化趋势以及分布特点、中国人观影的兴趣偏好，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查，制定了美国电影打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基本方针战略，这也为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普及、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根据实际情况表明，这一调查报告以及应对措施已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好莱坞电影也凭借着精良的制作、一流的设备以及新奇的剧本特色受到了我国观众的广泛好评，这一品牌在我国由此推广开来，甚至好莱坞已经成为了优良制品电影的代名词。
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电影市场的高占据比例，也体现在对中国电影形式的影响。无论是从表达手法上，还是镜头的转换方式上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中国的电影制作。不止如此，对于社会生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好莱坞电影的推广在我国随着外交关系的复杂变化而不断调整市场战略，但是电影业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文化消费领域上，同时也在影片中间接地宣传美帝主义的商业、经济模式、思想浪潮发展以及价值观，这已经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语境
（一）全球化语境
全球化是一个普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无法仅凭一人或者一个国家就可以发生改变。在这种趋势下，这种普遍性与同步性会超越国家、民族、肤色、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最终会形成一个较为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社会发展趋势。全球化的文化要求意识形态必须符合人类的发展基本规律，求同存异，而好莱坞电影正是秉承着这一指导思想制作优良品质的电影，换一种说法，但凡是一部品质优良、易被大众所接受的电影几乎都是以求同存异，尊重所有文化为制作理念的，至少站在剧本的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1]但是，在实际的电影传播过程中，总会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而有所偏失，无论是从基础认识上还是文化上的差异，电影作为文化宣传媒介难免都会为某一利益团体意识所左右，政治、文化、经济和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都会成为影响因素。所以，在好莱坞的众多电影中，《2012》《阿凡达》《变形金刚》系列电影都是以美国文化为背景，以美国的主导思想为指导创作，电影中的具体环节都显示出美国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中国电影业也会遭遇到难以逾越的发展瓶颈，但是中国电影也还是得融入全球竞争的大环境中去，没有时空疆域的限制的背景往往是最容易改变行业发展内外的动力所在。[2]最典型的当属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中国的观影人数逐年上升，而好莱坞出品的电影更是卖座，所以我国大众对于美国文化、美国的价值观都发生了难以阐述的转变，正因为这种转变，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
（二）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在共产主义社会，消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发生。当消费成为主宰人类生活的活动后，个体也应该遵循社会的整体形态意识，顺应现代生活的物质消费逻辑，个体会在反抗中通过消费确保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当代的社会，传统型的生产类型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消费品市场也逐渐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型消费模式，另一类是现代化消费模式，现代化的消费模式不仅传承了传统式消费模式的优点，也极大的丰富了现当代的社会文化内涵。
在中国，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是随着近几年的经济改革逐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并不赞同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的，这种观念很明显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究其根本是因为我国融入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改革的方向难免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让比得里亚主张“消费是资本符号下整个生产力加速的历史结果”。[3]显而易见，这种消费主义的思想在我国影响深远，而中国也已经逐步成为被外界符号所操控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消费主体已经不单单是个体，个体的缺失与让比得里亚的理念不相符合，主体已经不止是发出“看”这一动作的人，而是更为广泛的界定范围。广告、品牌文化都与之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消费文化已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电影受众，而电影消费自然而然的成为消费文化的首选消费途径。电影制作团体所处的地域文化已经超越了其他因素对电影发展的影响，在消费观念兴起与景观电影的盛行双重影响下，中国的电影文化也已经不仅局限于成本生产上，更体现在全球的传播机制上。
（三）文化传媒化语境
文化传播媒介迅速發展，文化逐步趋于传媒化是文化现象中最为显著、鲜明的变化。在现代社会生活的领域中，传媒已经越来越开始影响近现代的人类生活。文化传媒是当前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一种可以改变文化产品自身意义的现象。电影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环境、文化认同方式以及社会流通的主要方向，这一要素改变了传媒的传统方式，显示出大众媒体对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而传媒本身就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4]电影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文化，具有媒介文化的共有特征，即传播性、市场性与同质性，当然还有一些不同于普通媒介文化的新特点，那就是电影媒介的符号化。电影的产生机制决定了电影作为媒介文化的机制，电影媒介的符号化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电影说白了从开始制作的时候就是制作符号的过程，电影借助这种创造出的符号表达某种思想观念。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完善符号的创造，向观影的人们展示虚拟现实，使其更加容易接受这种符号，通过逃离显示的方式制造新的价值观世界，获得暂时性的满足。例如在《海底世界》中将海底的世界拟人化，从而烘托电影的主旨大意，在《大白鲨》中利用人与自然（大白鲨）的激烈斗争中，表达电影的指导思想，甚至观影的诸多人感谢自己生活在如此安逸的地球上而非时时面对困难与挑战的海上。
三、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传播的几点启示
（一）从不同角度审视本土化与全球化共存的差异与发展契机
好莱坞是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最大宣传者，其实好莱坞出品的电影场场卖座正是代表了西方的阶级文化正在一步步的腐蚀我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在无形之中麻痹了那些已经投身于“反媒体帝国主义”运动的主体。好莱坞已经逐渐由一个地理的概念转变为文化的概念，加速了美国本土文化融入全球文化的进程，甚至打造了全球文化的主流思想观念。好莱坞已经逐步形成自己的全球发行有效网络，利用这个品牌不断地从世界各地网罗优秀的演员、导演、电影制作团队，最重要的是它还在不断地学习其他文化，并借此丰富自己的创作题材，形成一定的国际影响力。通过与其他国家、文化的融合与合作，吸收新鲜的话题，创造更加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电影。[5]所以，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结合好莱坞的发展经验，超越本土化与全球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显然这样的条件合乎中国电影的传播有效途径的建立。因此，一定要随时秉持着一种超越弱国文化的态度，积极主动的将电影创作宣传融入国际市场中去，正确认识电影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禁锢并保持一颗平常心对待，与西方的电影保持着一种随时沟通交流的状态，在互动中寻求自身发展的短板，并进行改进的谦虚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二）积极寻求价值观念共同点，传播同化价值理念
好莱坞的发展经验值得每一个国家的电影业借鉴，电影跨文化传播需要打破民族主义的禁锢，融合不同的优秀的文化，以人类的普遍价值观为依据表达电影的主题，将观影人群的享受放在第一位，才能取得真正的良好传播的效果。好莱坞电影多以人类整体发展为基础反思人类发展的普遍问题，并且充满了创造力与想象力，表达了最真实的想法的同时创造了相当可观的利益收益。[6]由于普遍文化的普及性，好莱坞在作品中融入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体系，例如在《疯狂动物城》中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不应向恶势力低头，主动出击保卫家园的思想在电影中得以体现，这些电影几乎都是在宣扬人性的真善美，抨击、讽刺现实生活中假恶丑。所以在中国的电影跨文化宣传过程中有必要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这一部分首先也都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其次，选择与其他文化观念相近的价值观念，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方法在电影中表达出来，更容易被世界认可。
结语
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性传播是一种商业化的成功，更是一种文化宣传的成功，这种模式给中国的电影业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的借鉴，但是客观的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好莱坞出品的电影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收到广泛关注并引起文化的思想浪潮，这也正是中国电影业应该思考的问题。所以，中国电影文化的传播想要在全世界取得瞩目的成就，并得到大众的认可，就一定要超越文化思想的禁锢，积极融合学习不同的文化思想，树立国际化的标准，以国際化的要求衡量自身的发展潜力。主动拓宽文化传播的途径，确立正确科学的电影文化思想价值观，在宣传的过程中，达到文化的融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对待国际上的其他文化，将我国的的电影文化推送至国际市场。
篇4：探究日本外食产业在中国发展的文化冲击与文化适应论文
探究日本外食产业在中国发展的文化冲击与文化适应论文
“外食产业”即指所有家庭外饮食的消费形态，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餐饮业，其实质性功能就是为都市里的人们提供饮食生活的需要。各国外食产业近年来迅速崛起且蓬勃发展，其中日本尤为发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外食产业也悄然兴起，日本加卜吉物产有限公司总裁加藤义和曾说：“中国将以数倍于日本的发展速度、按照相类似轨迹突飞猛进。从食品市场来讲，中国的发展将与日本非常相似。”①然而，近年来，日本外食产业进驻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人民的日常生活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虽在经济方面借时代之机遇大力促进本国外食产业的发展，但在如何应对日本外食产业带来的文化冲击方面却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与思考。
南京系中国东部著名历史文化古城，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日本渊源颇深，作为一所传统性与开放性兼备的城市，南京的发展进程中也兼具了众多的外来文化元素。本课题以南京日系料理为例，通过社会调查的形式，试图对日本外食产业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饮食习惯等产生的冲击及其自身所做出的文化适应等进行一系列探究。
一、南京日系料理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
(一)现状
南京日系料理最初仅限于高级饭店里的高档餐厅，随着社会的发展，数量和类型等都有了一定的增长。经统计全市各分区的日系料理店共170 余家，其中以繁华区为主，呈点状广泛分布于南京各地，整体较为分散。就经营而言，除了味千拉面、萨莉亚等连锁店之外，南京日系料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据调查， 南京日系料理消费对象以年轻人为主。年轻人更倾向于追求新鲜感与时代感，易于接受新型饮食文化，受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不如老一代那样根深蒂固，对日系料理更容易接受。因此，就短期状况而言，日系料理在南京的发展存在一定限制，但远观南京乃至中国庞大年轻群体的陆续崛起，日料在南京的发展仍有着广阔的潜在市场。另外，南京日系料理价格普遍偏高，超出普通人群的基本消费水平。这一现象可能是由日料店较少，未形成过大的竞争压力而导致的，也可能与日料本身制作成本相关。但价位偏高仍成为阻碍其市场扩张的一大障碍，也减少了南京人民与日本饮食文化接触的机会。在调查中，不少南京市民对日本民族表现出相当的排斥情绪，这也成为南京日料扩大市场的一大阻碍。
(二)问卷调查的相关情况
2014 年4 月项目团队搜集资料，设计了具体的调查问卷。2014 年7 月正式开始了市场调研工作。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分工合作走访了南京市十一个区的日系料理门店，共发放了调查问卷500 余份，调查对象的主要年龄层分布在25 岁—35 岁之间，25 岁以下以及35 岁以上也占有一小部分比例。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市民在外用餐的频率、对于本土菜肴和外国料理的个人喜好、市民自身对于日系料理进驻本土市场的看法及对于政府方面的建议，以期由浅入深逐步挖掘日本外食文化对南京市场的冲击及适应。
(三)数据的统计及结果分析
根据对调查问卷反馈数据的汇总,调查结果的总体情况如下。
从南京市民在外就餐的频率来看有大约67%的人经常在外用餐， 而在其中仅有17%的市民在外就餐时选择了西餐、日系料理等外来餐品;而在被问及是否经常在日系料理店消费时有大约78%的市民表示很少去日系料理店消费，他们大都表示一年中大概仅有1—10 次左右。由此可见日系料理在中国并没有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而“您是否喜欢吃日本料理? ”
这一题目在调查结果统计中，回答“是”者仅占20%，答“否”者则占80%。在喜欢日系料理的原因中，选择“食物味道美味” 者占50%，“餐厅环境优雅” 则占30%，选择“追求新鲜与时髦”者仅占10%左右，而选择“想通过食物了解日本文化”者更是不足10%。在不喜欢日系料理的原因中，选择“口味不习惯”者占约占70%，选择“民族矛盾”项者占20%，选择“价格高”者只占10%左右。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可见南京人对日系料理的接受程度与其传统饮食习惯存在极大关系。
在探究其文化传统方面,普通市民并不怎么能够了解日系料理等外来料理背后的文化传统及内涵。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 有大约63%的人认为他们并不能通过对日系料理的消费了解其背后的文化传统，而且有73%的人认为目前日本料理在南京受欢迎程度一般，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日本料理进入南京对市民的饮食习惯并不会产生什么比较显著的影响。在调查日系料理进驻南京会产生哪些有利和不利影响时， 有利方面，“加强南京市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占27%，“加深对日本民族的交流，促进双方友好”占16%，“促进本地餐饮行业的繁荣” 占26%，“其他”占31%;而不利影响中，有29%的人认为会侵略本地快餐行业市场，13%的人认为会改变人们饮食习惯，10%的人认为会改变本地价值观念，崇洋媚外，还有48%的人选择其他原因。从有利和不利这两个对立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市民对于日系料理的进驻还是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
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日系料理在南京有一定的消费受众，但发展空间有一定的局限，同时对中餐外食产业市场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 从影响上来看，消费者主要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待日系料理的进入，多数人认为对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日本外食产业的文化冲击及文化适应
(一)文化冲击
基于以上调查，就目前来看，日系料理这种外食产业对中国市场的冲击范围还较为局限。
首先，从饮食文化来看，中国广阔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各种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南京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古城，素有“六朝胜地、十代都会”之称，南京的饮食文化则更是历史悠久，由南京人世代传承，形成了南京城一面地域性、传统性与开放性兼备的文化旗帜。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南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风格，并一直保持着此种特色，并逐渐演化成南京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日系料理带有独特的`异域风味，并不为南京大多数市民所接受。这一特点使南京有效地抵制了日本外食产业的部分冲击。
其次，“民族矛盾”也成为日系料理进驻南京市场一大冲击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南京市民对日本怀有较强的民族敌对情绪，并不欢迎和接受日本外食产业在南京的发展。这与中日长达百年的近代历史渊源有关，这成为日本外食产业在南京乃至全中国发展的一大阻碍。
而且，日本外食产业自身在中国的发展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经营体系;另外，市场价位劣势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了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日本外食产业的文化影响力处于积蓄和增长状态，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费理念的变化而对南京乃至全中国快餐业产生广泛而持续的冲击。其冲击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 日本外食产业拥有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这会影响人们的消费选择，从而对南京本地餐饮业形成相当程度的竞争力。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在日系料理店和南京本地餐馆皆处于就餐高峰之时，日系料理店采取严格禁止调查人员进入的措施，而南京本地餐馆管理则相对松散。经过分析调研发现， 时间对于快餐业顾客及业主皆非常重要，现代化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水平提高，要求省时、高质的餐饮服务，而日本外食产业则抓住人们这一消费心理， 竭力为消费者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满足了消费者需求，也为自身赢取了更多利润。
其二，日本民族本身的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注重会影响甚至改变部分人民的文化认同。据调查分析，喜爱日系料理的群众认为日本餐饮业具有几大人性化特点：食品味道独特鲜美、店员服务态度好、餐厅环境清洁。日本本身是一个重视礼仪与传统的民族，在服务顾客的过程中，这些民族文化会自然显现，促进了就餐环境的和谐。而南京本地餐饮业卫生条件良莠不齐，服务态度方面也不够尽如人意，这会导致追求高质量服务的消费群体的流失。现代社会网络普及，对外交流增加，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大大增强，人们在满足温饱的基础上已在逐渐追求生活质量， 这将成为都市人长期的消费发展趋向，同时也为日系料理等外食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三，日本外食产业文化冲击的程度大小决定于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日本外食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虽然颇有争议，但从中国整体来看，GDP 的大幅增长，国民平均收入出现较大增幅，资金潜力扩张;年轻人群崛起，消费市场扩大，这也就为外食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又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在以快餐业为支柱的外食产业迅速发展之时，日本外食产业借助这一机遇迅速扩大市场，大力进驻中国市场，这会在南京乃至中国更多发达城市形成持续而广泛的经济以及文化冲击， 也会为中国外食产业的发展制造更大的压力。
综上， 日本外食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潜力巨大。如何应对，是选择接受还是抵制，是排斥还是包容，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分析。
(二)文化适应
日系料理作为一种饮食产业，在带给中国市场文化冲击的同时，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也在一些方面尝试了调整，表现出了相应的文化适应特征。
首先， 日系料理店注重中国消费者消费体验，着重提高就餐品味。食品产业本就是一种餐饮环境，食品口味，消费评价等条件给人的综合体验。食品的色香味，环境清洁度，氛围舒适度，都会影响消费者的综合感官与评价。日系料理店在内部环境陈设等均会考虑突出日本的异域特色， 多采用优雅古朴的风格，服务员的服装也多采用日式风格，在服务方面提供特色清酒、现场手握寿司等，消费水平则定位于中高端，别具一格的环境设计和高品质的食材的选用，更迎合了当今中国消费者对于高雅，品味的追求。
其次，利用日本文化的影响，采取特色营销手段，稳定和扩展客源。动漫、日剧、日本流行音乐等作为日本文化的载体， 由于在中国有着很广泛的接受群体，所以也成为日系料理吸引客源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以动漫等日本流行文化的元素为概念的主题日系料理餐厅等也成为日系料理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主题餐饮的概念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人们对日系料理的认知和接受度，给那些对日本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了解、接近日本文化的场所与机会，对于日系料理市场的拓展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外食产业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在如此巨大的市场面前，如何巩固自身的优势，开拓新的消费渠道，弘扬中国的“食文化”是一个现实的课题。而另一方面，对于像日本外食产业这样的外来产业的进入如何应对，也成为同时需要解决的课题。
日系料理在中国的发展除了对中国外食产业本身的冲击之外，也带来了一定的文化冲击。在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必然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并发生变化，日系料理等外来外食产业的进驻，对中国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正常演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饮食文化的差异性限制了外来外食产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其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有限。但我们仍须正视这一问题，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努力提高本民族文化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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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信仰在古代中国的迷失文化论文（合集4篇）
